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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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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
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
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1932 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
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
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
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1934 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
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
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伸”。7 月15 日,他又和毛泽东、
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同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 年6 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
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己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
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
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
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继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
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同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
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
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
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
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
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 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
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
同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
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分石”;决定将苏维埃工
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
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
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
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
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1936 年4 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
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
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
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
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


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
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8 月10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
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
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8 月31 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9 月1 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
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
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
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
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
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
意的。

也正是在9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
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
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
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
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杭
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
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
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
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
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
力的推动者。在9 月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刚明:联蒋抗日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
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 月22 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
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
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
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铁肩担义战斗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 年12 月12 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
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
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
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
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
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初中共对张杨、南京
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会议认为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的背
景,应该给事变的发动者以支持,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复杂的
任务。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
商大计”。

为了制定正确的解决这次突发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13 日继续召
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
方军阀以及国际上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共产党应取的对
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
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将是错综复杂,瞬息
万变,许多事物由周恩来当即立断,慎重处置。他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
重担。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
去乘飞机。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注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啸着、狂吼着。
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周恩来
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两天走了100 多公里,
才赶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身风尘,于17 日傍晚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
准确他说,是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用恩来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席不暇暖,即与张学良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

张学良介绍了扣蒋的经过,六大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
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已下令讨伐,由于西北军师卜冯钦哉叛变,潼
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各地反应不尽人意;各
实力派因不明真们或局势不明朗,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
其次是南京的劝向。南京政府内的斗争焦点是如何救蒋,而对两安提出的抗
日问题并不关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何应钦
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
之。另外,经端纳的斡旋,蒋介石的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
向。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事实很明显: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当然领袖,
只有他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能够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
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从全民族杭日图存的最高利益看问题,共产


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
对于推动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要保
证将介石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
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在军事方面,有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西北
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
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抗日联军西北军委。这样,不仅在
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
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连夜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
在蒋介石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第二大,中共中央发表致
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19 日,
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进一步将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在南
京,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21
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谈判条件,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周恩来为中共中
央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8 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杨虎城,向他说明国内形势,反对法两斯、抗日
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北三方联合,力量
强大,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对成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
塞顿开,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渠道和各种方式做张、杨两将军中其他高级将
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
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计。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
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
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只身来到这伙军官中,耐心
地劝导。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恩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人声
叫喊:“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
安静下米。“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周
恩来又反问说。接着他启发大家: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
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
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
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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