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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
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
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周思来的耐心解释和说服，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那位大叫大嚷的
暴躁唯官说：“要讲仇恨，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
党！真是血海深仇！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
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他双脚跟“咔”地一碰，向周思来敬了
一个军札。
有一大，周恩来在一所中学里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
了人。他那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一
些爱国的国民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一位过路人听了周恩来的讲演长舒
一口气说：“呵，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
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亘，使张学良、
杨虎城为之折服，同时也推动群众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而这一方针有
利于支持南京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何应钦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同民政府
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放蒋的方针确定了，如何促使蒋答应联共抗日呢？由于蒋被扣，扎祥熙
已代理行政院长。经张学良与宋美龄协商，决定邀请宋于文来西安。17 日晚，
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同宋谈判的五项条件。这五条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
相同，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
派”。宋是著名的英美派，和蒋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与张私交也甚深。他是
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提出由他组阁，成为促使蒋转变的契机。20 日，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了西安，知道这一提议，更加积极。22 日，他同宋美龄
再到西安，开始和平谈判。周恩来与宋美龄长谈，对蒋转变态度起了积极作
用。
23 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同张、杨一起，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宋
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
南京方面救人心切，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表示接受。24 日便达成了改
组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六项协议。当晚，周恩来又会见蒋介石，
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促使蒋择善而从，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巨大的
历史推动作用，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铁肩担道义，战斗在古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
宰者，是事实上的主谋。”事变的千占功臣张学良将军的这一评价，再客观
不过他说明了周恩来于其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
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平息“二·二”事件
凡是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为他温文尔雅的仪容、彬彬有礼的举止、口
若悬河的谈吐、亲切谦逊的态度所倾倒。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却使他多少
回遇见急风险浪，多少次历经艰难险阻，然而他都从容不迫地闯过来了。他
温和中有威严，谦逊中不妥协，危准中更镇定。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
一贯作风，即便在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而惊险的事变时，也不乏典型事例，
平息“二·二”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这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是
实现这一转折的“事实上的主谋”。然而，张学良将军在政治上未免有些天
真、幼稚，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与周恩来商量就主
动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劝阻。可惜，当他赶到机
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实践证明了蒋介石在人格上是不地道的。张学
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留了。这样一来，东北军广大官兵，尤其是
少壮派的一些官兵被一下激怒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一腔恨怨无处发泄，恨
不能全泼在周恩来身上，甚至要对他动“真格的”。当时，王炳内在西北军
的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听到他们已经暗杀了几名高级将领的惊人消息后，
便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
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了周恩来的临时住所。
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拍桌子，既威严而
又先发制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想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
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营救你们的张
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
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
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成风。无理闯进来的几个青年军官流着眼
泪，立即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1937 年2 月2 日清晨，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
长，恐怖笼罩着西安城，甚至有人还想嫁祸于中共代表团。
这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粉巷吊唁王以哲。
这时，王家忙着准备丧事。一个军官看见周恩来来到，急忙跑回巷里报
信。
“报。。报告，中共代表团来了！”
“什么？”有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周先生来们”
“啊？。。”
哭声嘎然而止。静了片刻，有人问：“他来干什么？”一言提醒了王以
哲的表弟，这位青年军官轻信谣言，认定中共参与了刺杀的阴谋，从早晨起
就叫嚷着要找中共报仇雪恨，只是被人劝住了。现在“仇人”上门来，他岂
肯错过这个机会？“嗖”地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快步奔出屋门。
“给我站住！”在这千钩一发的时候，后堂内传出一声严厉的呼喊。
那个军官居然被镇住了，众人回头看时，只见两个姑娘扶着一位头发零
乱、泪痕满面的人，她是王以哲的妻子。
“有礼不打上门客！。。人家是头一批来吊唁的人，我绝不允许在我家
里发生无理的事情。”
她说着泪水又如雨点般地滚落下来。王以哲的表弟不眼气地插好枪，退
到后面去了。也就在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怀着沉重的心情缓
步走进灵堂，献上祭品，向工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吊唁完毕，周恩来沉痛地对王以哲夫人说：“夫人，王将军不乍被害，
我代表共产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上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
我们忠实的朋友。他是最早沟通我们和张将军的将领，参加了我党和张将军
的延安会谈，在西安事变前后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
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果而
被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同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
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
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
北而努力！”
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感
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个个含着热泪，泣不成声。王夫人激动他说：“周先
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灵堂背后事先躲着的那个人，他把子弹都推上膛了，随时准备射击。听
了周恩来的话，他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
来。。
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
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
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
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
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 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
后，派人找孙铭久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
了手脚，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
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
这样复杂而用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扑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
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轻意牺牲他
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
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兔了一场东北
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
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
微处理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己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罗瑜卿、吕
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
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
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
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乎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
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
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
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
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
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
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
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
事件。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们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
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
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
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
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1937 年2 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
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
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
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
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
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
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
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
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
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
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
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况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
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 万至30 万元经费。
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2 月8 日，顾况同率兵进
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财剑英也赶到
西安参加谈判。
2 月10 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
证。中旬，同民党三中个会通过《根绝赤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