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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这方面问题的真正或全部解决，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
好开端。这次会议以后，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开始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
韧性战斗。首先，他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
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学技术发
展的远景规划。于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蔚然形成，“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现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意识惯性和当时国际风波的影响，周恩来
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在党内未能获得稳定而
持久的支持，党的八大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又发生逆转，1957 年起对待知
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更随之蔓延开来。此后，周恩来又不
得不下大力气再次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于是有了1962 年在广州
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和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周恩来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即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发生某些偏差后，他又能继续采取某些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
子政策，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艰辛努力，从而才大大缩小了我国科
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
繁荣。
借重“酌处”开列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
1966 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翻滚，林彪、
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系于同一战车，出于同样的罪恶目的，煽起了一股打、
砸、抢、揪、斗、抄、抓的妖风巨浪，不仅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陷于困境，
而且众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卷进这场灾难的旋涡。
8 月29 日夜，大约30 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若名民主人上，原人
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
30 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情给毛泽东，汇报了红卫兵抄家
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
应当予以保护。”
还是在同一天，章士例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
中，周恩来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铡采取的三
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
的解放军到章土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阻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
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 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周恩来已经想到了大批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党
内外干部和朋友，他们同样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
8 月30 日，周恩来亲自动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保护
的人员包括：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
邵力子蒋光鼐蔡廷谐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员长；国副主席）
（2）部长、副部
（3）政副（按：指全同政协副主席）
（4）国副（按：指国务院副总理）
（5）各民主党派负责
（6）两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检长）
（李宗仁）
从这份保护的名单上看，包括了13 位高级民生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
部。
围绕对这些人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怀
着对朋友和同志的深厚情谊，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井着下进
行对这批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
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
来马上派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赶到那里。向几位老先生通报情况，对被
保护人实行多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周恩来考虑，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且性格倔强，不肯低头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标太大，不好保护。
万一照顾不到，就会发生意外，从而给党带来恶劣的影响，严重伤害这些党
外朋友的感情。因此，周恩来委派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说服、动员他们
服从总理的安排。
9 月1 日，周恩来特地给解放军301 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
批特殊“病人”。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遵照周恩来指
示，不告诉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随同前往照顾，还嘱咐被保
护人要用假姓名，周恩来还再三叮咛要秘密护送。到医院后，由部队负责警
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张治中先生的亲属回忆了这段历史：张治中先生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当
天，红卫兵就来到了家中，当时只是观察了一下，没有立即动手抄家。周恩
来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
对保证他的安全”。总长从北京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守在张家周围。红卫兵
来了几次，都被警卫战士挡了回去。就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不肯放过，
形势越来越吃紧。周恩来挺身而出，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
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
随后，指示周荣鑫将张治中护送到301 医院加以保护，并常常在百忙中抽出
时间前去看望。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总理吐露肺腑
之言，周恩来总是安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
章土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
对郭沫若是将他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有所好转才将他接回北京。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人，周恩来则变换方式加以保护。
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缠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队
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
力配合。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都受到了这种措施的保护。
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
间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周恩来考虑到上海是林彪、江
青一伙进行动乱活动的据点，形势更加混乱、因此，一再恳请宋庆龄来北京
居住，宋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
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
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9 月1 日，
他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担任国家副主席要职的宋庆龄，并态
度坚决他说：“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
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上海、
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尽心竭力地关怀和保护下，名单上的13 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
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受到周恩来保护的不仅仅是名单上的人，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样感受
到了他的关怀。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曾回忆说，在他家。所在的
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召开）三
家。1968 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钱老讲：“总理交代我们，这四家人
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
衣整夜巡逻。”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么红卫兵始终未冲进过他们这四家。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怪事，使得这些饱经风霜的
老人们心惊胆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不语，积郁成疾终为不治，怀着不解
和痛苦的心情离别了人世。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
的工作不但没有停留在安全保上，而且在多方面关怀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在政上给予信任，对于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
他直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他得知朱在京秦
城监狱关押7 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非常愤怒，指示
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这样，朱学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
些患病的老先生他安排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这些人去世后，又妥善安排后
事，对亲属关怀备至。党的温暖总是通过周恩来送到这些人家中。
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岁月里，正是周恩来竭尽
全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才使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理解和谅解了
我们党所出现的过失，同共产党和衷共济，初衷不变。
抓住根本把握关键——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带根
本性的问题。作为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在这方面有着系统而深
刻的思想理论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要性较早的领导人之一。
他的领导权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和成熟。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酝酿与建立时期，周恩来就强调必须坚
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就
主张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922 年8 月，党的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
指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领导旅欧党团
组织的周恩来立即行动起来，协助国民党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党的三
大后，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的决议正确指出，合作是必要的，但不
应与国民党合并，也不应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这实质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要
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周恩来领导旅欧
党团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不渝地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强
调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纲领，又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
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不能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
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说明从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阶段，周恩来
就自觉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概念。而独立自
主的思想同领导权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其中已经孕育着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因
素。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领导权的思想。1924 年1
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革命开始高涨。2 月，
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认为工人阶级
“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1924 年7 月，周恩来奉党的指示离开欧洲回国，9 月初返抵广州，投身
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次年，他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实践
中，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一光辉思想，号召无产阶级“要
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926 年10 月，
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
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
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一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显而易见，周恩来的
这些论述较之党的四大决议案关于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
位”是更加深刻了，置工人阶级于“领袖”地位，使得领导权思想更加明确。
这充分表明周恩来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历史
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入虎穴，进龙潭，激
流勇进于各种复杂的矛盾旋涡之中，始终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
地，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领导工作经验，他的领导权思想也进一步升华。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他在党的七大上就统一战线问题的专题发言，全面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