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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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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我国具体国情,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搞
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鉴于这样的教训,刘怕承坦诚地
提出:“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
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周恩来略加思索,当即赞同刘伯承的意见:“对,对,叫专家好。”此
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仍


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
专家。

接着,周恩来就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与大家
一起磋商。刘伯承建议:今后空军、海军还要发展,叫陆军学院太局限,可
考虑叫军事学院。周恩来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一)为了便
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
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
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人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
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说:“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
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
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谈到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
时,周恩来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
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
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鉴于在军队中选调合适的教员有困难,刘伯承建议:有一些起义、解放
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以利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
大学的教官,既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军事。周恩来当即拍板肯定了
这一建议。他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
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
他还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
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
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二次会议商谈
的精神,尽快地搞出一个办校的书面综合意见,然后再开一次会讨论定案,
报中央军委批准。

1950 年11 月13 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
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刘伯承、陈士榘拟出的《关于创办军
事学院的意见》,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三天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
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当天,毛泽东、朱德批准了这个《意见》。

1951 年1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
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
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经济文化一车两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1952 年10 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 次政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这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科学表述。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
开文化建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革命和建设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建设更
是直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
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
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
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
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
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
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
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
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
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
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
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
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
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
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革命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准备进行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及时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许
多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人才、干部。他说:“我国要建设,干
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
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
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今天我
们国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1951 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
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
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页,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
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了。任何了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
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
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
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
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
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52 年7 月25
日第146 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


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
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
务与技术训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
人才。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
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
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950 年10 月3 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
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
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
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
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12 月7 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
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栩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1951 年l 月11 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钥鲜
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
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
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
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
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
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
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 年6 月30 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
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
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
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
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原
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
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
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
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
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
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
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
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194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
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
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
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


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
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
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
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
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
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
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2。5 万,
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
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
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
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
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
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
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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