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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我国具体国情，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搞
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鉴于这样的教训，刘怕承坦诚地
提出：“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
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周恩来略加思索，当即赞同刘伯承的意见：“对，对，叫专家好。”此
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仍
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
专家。
接着，周恩来就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与大家
一起磋商。刘伯承建议：今后空军、海军还要发展，叫陆军学院太局限，可
考虑叫军事学院。周恩来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一）为了便
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
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
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人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
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说：“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
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
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谈到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
时，周恩来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
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
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鉴于在军队中选调合适的教员有困难，刘伯承建议：有一些起义、解放
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以利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
大学的教官，既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军事。周恩来当即拍板肯定了
这一建议。他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
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
他还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
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
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二次会议商谈
的精神，尽快地搞出一个办校的书面综合意见，然后再开一次会讨论定案，
报中央军委批准。
1950 年11 月13 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
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刘伯承、陈士榘拟出的《关于创办军
事学院的意见》，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三天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
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当天，毛泽东、朱德批准了这个《意见》。
1951 年1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
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
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经济文化一车两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1952 年10 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 次政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这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科学表述。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
开文化建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革命和建设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建设更
是直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
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
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
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
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
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
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
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
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
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
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
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
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
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
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革命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准备进行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及时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许
多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人才、干部。他说：“我国要建设，干
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
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
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今天我
们国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1951 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
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
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页，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
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了。任何了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
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
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
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
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
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52 年7 月25
日第146 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
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
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
务与技术训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
人才。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
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
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950 年10 月3 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
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
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
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
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12 月7 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
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栩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1951 年l 月11 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钥鲜
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
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
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
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
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
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
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 年6 月30 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
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
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
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
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原
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
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
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
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
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
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
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
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194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
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
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
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
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
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
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
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
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
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
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2。5 万，
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
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
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
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
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
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
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