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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严重性。他立即中止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回到东大厅总理办公室，
首先查问256 号飞机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空军
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作了某些掩盖真相的报告。周恩来获悉后
立即下达了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并通过李作鹏向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指
示：256 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
能飞行。但李作鹏在传达命令时作了篡改。就这样，叶群，林立果等人眼见
阴谋败露，已经惊恐万状，决定施展手腕，借周恩来之手调动飞机。
12 日深夜23 时22 分，周恩来接到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叶群用故
作亲切的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
周恩来一听叶群的试探，立即反问：“他准备到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
面动？”叶群在周恩来的紧问下猝不及答，吱吱唔唔地回答说：“。。空中
动，需要调几架飞机”。见叶群渐露马脚，周恩来步步紧追：“你们调了飞
机没有”？
叶群原以为打这个电话能骗过周恩来，不想周恩来步步追问，她不得不
再次撒谎，她说：“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见叶群
再露马脚，必定内藏阴谋，他想用缓兵之计定住林彪，用平稳的口气答复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
再说。”
周恩来机智的问答，不仅摆脱了叶群的手腕，而且使叶群显露了马脚，
迫使林彪一伙乱了阵脚，改南逃为北叛。当13 日零时53 分林彪一伙强行突
破阻拦乘256 号三叉戟飞机逃跑后，周恩来马上掌握了主动权，他立即向毛
泽东作了报告，然后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并将黄永胜扣在人民大会堂休息
室，令李德生前往空军作战室进行控制，派杨德中“寸步不离”盯住吴法宪。
当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林彪飞机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
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9 月13 日凌晨3 点多钟，周宇驰等从北京沙河机
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周恩来等下令派战斗机拦截迫降，如飞进城
区就坚决打掉。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
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了应付万一
的准备，第二天，边防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4 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
交部转来我驻蒙大使馆的报告：获悉9 月13 日凌晨3 时中国民航256 号三叉
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 公里处坠毁，机上乘员8
男1 女全部死亡。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5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他在风云突
变、斗争深入的复杂情况下，以其卓越的决策智慧临机决断，巧妙制敌，使
全国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乱。
计天下利争国家名——“文化大革命”中为学者讣告登报排除阻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运动的领导权归中央文革，这是《十六条》
的规定。1970 年11 月6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
决定》，由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
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部门的工
作，原中央宣传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织长康生，组员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这样，中央组织宣传的大权为江青等人所掌握，
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很难统驭。
1973 年9 月，全同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何鲁教授病故，当时负责国
务院文教工作的周荣鑫和刘西尧提议，可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此消息，但似有
难言之处，怕被姚文元等驳回。于是，他们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批示：
一般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逝世的
消息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周恩来
20/9/197 这“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处境。
但姚文元迫于无奈，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就这样，周恩来为当时不
能在党报上发表正式讣告的知识分子在《光明日报》上争得了一角之地。
设法缓冲练藏积精——“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尖锐矛盾与人事问题
设法缓冲，是周恩来处于矛盾中心而把握原则以求灵活解决问题的特殊
策略。这既不是什么庸人的和解，更不是什么“和稀泥”，而是在矛盾尖锐
对立的状态下，为了暂时平抑事态，更好地保存力量，减缓冲击力，达到练
藏积精，以图将来发展的一种方法。这样，才能够驾驭住事态的发展与格局
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斗争不断升级，这大大超出了周恩来的预想。
对于这场平地而起的狂飙，周恩来深感“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做梦也
没有想到”。怎么办？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
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
的把你冲垮。1966 年12 月间，周恩来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说：
“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我不入苦
海，谁入苦海。”
为了减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冲击，周恩来正面阻挡不
了，就拿出调和的方式来“降温”。1966 年10 月1 日，林彪在国庆17 周年
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论调，使“文化大革
命”性质进一步升级。10 月3 日，经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第13 期社
论又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对此，周恩来
感到斗争在升级，就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减缓运动对广大老干部的打击。他专
门找了毛泽东谈此事，表示不同意这一捉法。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
都说是“左”倾右倾，井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
适么？当时毛泽东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而周恩来则
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
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的缓冲策略在人事安排上则体现出能进
能退、时柔时刚、刚柔相济的特点。1971 年“9。13”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
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盲从有了信仰上的危机和新的觉醒。这时候，人事
安排工作对实现周恩来的主张非常有利。于是，当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由谁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周恩来力荐叶剑英元帅。1971 年10 月23 日，即粉碎
林彪反党集团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
长谈。议题之一，就是谁来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说：“剑英
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
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就
这样，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
后江青等人想插手军队的祸害。
1974 年6 月1 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觊觎总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伙急
忙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0 月18 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
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0 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
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
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
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11 月12 日和19 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
出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
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以后，又提出
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对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
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组
阁”就成为一桩难事。他既要安排好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
青及其爪牙。为此，他约王洪文于12 月23—27 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工作，着重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返京后，与几位老同志反
复商量了组阁问题。对于“四人帮”一伙提出的教育部人选，周恩来感到关
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对其他部门人选，则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于
是，他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人选方案。这样，一方面在
政府中保证邓小平、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实权，另一方面又确保
了“组阁”的成功。
为了扶助邓小平，在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举行以后，2 月2 日，周恩来
在病榻上拟就了一份《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呈毛泽
东。《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
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
同志实际上居于代总理的地位，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任何领导活动如果
缺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构不成领导活动。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
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
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而这个公仆“应该为组织在公社卫的
人民服务”。很显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新型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
一个“公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在全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周恩来一生始终以这条路线为宗
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领导干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并且，
他明确地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首先，周恩来认为人民群众是领导存在的力量，没有这一种力量，领导
也就不存在了。1954 年12 月10 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
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领导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
众的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领导者只是沧海一粟，领导者一旦脱离了人民，必
将一事无成。
其次，周恩来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需要有勤勤恳恳为之
服务的千百万领导者，也就是说，领导者是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代表。人
民群众之所以需要领导，是因为领导者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并在其中进行
组织、指挥、控制、协调，这是人民群众需要领导的原因，也是领导者最基
本的功能。因此，周恩来把领导的全部意义归结在“为人民服务”之中。“为
人民服务”不仅是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而且也是周恩来所揭示的领导与被
领导相互依存关系的核心，正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服务与领导能够提供服
务，才会构成领导活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领导的这种本质意义，不是每个
人都能理解和发挥得很好的，有的甚至悖离了人民的利益，用人民予以的权
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周恩来指出，导致此种原因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思想”。他说：“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
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
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对广大领导干
部进行反对个人主义的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坚决“反
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品质
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被领导这种相互依存的
本质内涵，而且将其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