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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大中被迫流亡东京（3）
一个多月后，9月18日，搜查总部公布了一个月来的搜查情况，但连一条线索都没有发现。 韩国国民都估计此事系当局所为，他们把目光转向在野党，希望有人说话，追究当局的责任。慑于当局的政治高压，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新民党党首柳珍山等人，明哲保身，其他人也大多敢怒不敢言。 只有金泳三挺身而出，他对当局的这种恐怖恶行非常气愤，在国会上发表讲话，严厉斥责朴正熙当局的恐怖行径。他说： “为了绑架金大中，使用了船舶、汽车，花费了巨额资金。显然，绑架事件非个人或私人团体所能承担。对此，总理的看法如何？直到如今，政府从来没有搜捕过搞政治恐怖活动的人，即使是为了涤除日本舆论对我国的蔑视，也应该搜捕罪犯并予以严惩。政府应作出保证，确定查出凶犯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不能逮捕凶犯，内阁应负责任。 “歹徒绑架金大中在韩国登陆后，居然径直经过包括汉城市中心地带的无数路段而未被发觉。政府一向说国家的安全保卫状况固若金汤。请问政府对此作何解释？ “目前，金大中仍然被软禁。我们弄不清他是嫌疑犯，还是受害者。政府允许日本驻韩大使会见他，而不允许新民党人士同他晤面，理由何在？政府是否准备给金大中迁居的自由和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行动自由？ “很早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正告政府，恐怖活动和情报政治是破坏民主和自由、摧毁国家的野蛮行径。但是至今，恐怖主义政治愈演愈烈。请问政府，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何处？ “为了恢复在国际社会中丧失的威信，这一次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政治恐怖犯缉拿归案，严惩不贷，以取信于国人。否则，政府在国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在国际社会中也无法维持主权国家应有的体面。” 金泳三在发言中指出了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多处疑点，并指出政府在该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韩国中央情报部长官李厚洛应对此事件负责，要求当局撤销李厚洛的职务。 11月1日，外务部长官金溶植宣布，韩国与日本已经就处理“金大中案件”达成协议：第一，将与金大中事件有牵连的原驻日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免职；第二，对于事件发生前金大中在美国和日本逗留期间的言行不再追究责任；第三，国务总理金钟泌亲赴日本道歉。第二天，金钟泌飞往日本，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转达了韩国政府的歉意。双方领导人最后同意，金大中案件就此了结。 12月3日，朴正熙撤销了他最信任的助手之一—李厚洛的中央情报部长官职务。 那么，金大中被绑架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直到1977年，这个真相才彻底揭开。1977年，流亡美国的韩国中央情报部前任部长金炯旭在美国国会揭露了1973年金大中被绑架事件的实相。他说： 朴正熙对金大中怀有近似仇恨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他深深的自卑，严密注视金大中一举一动的朴正熙，对金大中在海外的活动十分恼火。关于绑架金大中的事件，虽然无法证明确系朴正熙亲自指挥，但如果没有他的许可，这么重大的计划是无法实施的。 最后，金炯旭说绑架事件的指挥官是中央情报部的李厚洛部长，他不惜一切手段除掉金大中，遂制定了绑架、暗杀金大中的计划。 参与者的名单如下： 总指挥： 李厚洛——中央情报部部长 国内策划指挥： 金治烈——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助理 日本总指挥： 金在权——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 行动小组： 尹振元——第一小组组长 尹英老——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 金东云——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 柳春国——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二秘 洪成采——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 白哲铉——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 俞永福——韩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馆副领事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1）
金泳三当选最年轻的新民党总裁，与朴正熙会谈却大受蒙骗 金大中被押送到韩国后，被扣以“叛国”、“颠覆政府”、“违反选举法”等罪名判刑五年，后来提前释放，1973年12月，金泳三作为新民党骨干人物，在韩国国会、记者俱乐部等场合，多次公开抨击朴正熙的维新体制。“李承晚违背民意，独断专行，到头来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希望朴正熙不要重蹈覆辙。” 12月24日，在野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学界等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发起了“百万人请愿改宪签名运动”。 运动发起人之一、统一民主党最高委员张俊河先生以市民代表身份，在大会上说明了这次运动的宗旨：“在经济破产、民心混乱、再次出现南北紧张局势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修改宪法恢复民主。” 运动开始刚过两周，参加签名的人已超过三十万人。 以柳珍山为首的主流派领导人主张与朴正熙政权妥协，金泳三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强烈要求柳珍山总裁将改正维新宪法确定为党的方针，在党内受到排挤。但金泳三的主张受到在野政界和国民的共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党员的支持。1974年1月18日，新民党召开政务会议，最终采纳了金泳三的主张，确定近期的斗争目标是促成修改宪法，并在党内设宪法制度审议特别委员会，以统筹改宪运动。 1974年4月28日，新民党总裁柳珍山同意新民党选出新的总裁，新民党立刻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妥协派的另一个实力人物———李哲承暂时接替柳珍山掌握党权。 由于妥协派对政府采取合作政策，朴正熙政权暗中公开给予李哲承各方面的扶持，包括舆论、资金支持，甚至放出“希望由李哲承出任新民党下届总裁”的风声。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当局的干预左右着在野党领导人的遴选。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由于金泳三反政府的坚定立场不为政府所容，金泳三当选总裁希望微乎其微，鼓吹“中年旗手论”的金泳三身处逆境却百折不挠。 1974年6月，他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旅途中，金泳三会见了《每日新闻》记者，公开表示了参加新民党总裁竞争的意向。他说：“新民党能否成为真正意义的在野党而不是摆设，取决于由谁担任总裁。我已下决心进行竞选，把新民党建设成为深受国民信赖的在野党，旗帜鲜明地为恢复民主而斗争。” 金泳三通向总裁之路的第一步就遇上了麻烦，他预定与同僚在1974年8月18日早晨去韩国问题研究所，准备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他参加总裁选举的决定。刚迈出门槛，中央情报部的十来名人员挡住了去路，他们没收了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全部印刷品，中央情报部的来人声称，金泳三的竞选纲领中，写有“将重建真正的在野党，为恢复民主而斗争”的内容，违反了《总统紧急措施》的有关规定。 但在新民党临时全党大会召开一周之前，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8月15日光复节纪念仪式上，旅日朝侨文世光向正在宣读纪念词的朴正熙总统开枪，未击中朴正熙，将身旁的第一夫人陆英修女士击倒，陆英修当场气绝身亡，这个事件打乱了朴正熙支持李哲承竞选总裁的计划。 文世光是从日本警察派出所偷出手枪，来到汉城行刺朴正熙的，由于行刺准备在日本完成，而所用的手枪又是日本警察的，因此韩国国内对日本警察的谴责陡然高涨起来，韩日关系再次急剧恶化。由于这种原因，朴正熙既要承受丧妻之痛，又要修复对日邦交，支持李哲承竞选总裁的计划便不了了之。 1974年8月22日，金泳三、李哲承等五位候选人争雄，参加总裁竞争，结果金泳三力挫群雄，登上新民党的第一把交椅，时年46岁。继创下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最年轻的院内总务部长的记录之后，他又创造了最年轻的在野党总裁的纪录，由金泳三领导在野党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 选举揭晓后，金泳三发表了讲演： “我把这个光荣归于我的前辈和同志们。我就要挑起在野党总裁这副光荣的重任。我深知它的分量。为了恢复韩国的民主，我们必须毫不懈怠，不畏艰难险阻。我们要同国民站在一起，捍卫从前辈手里传下来的在野党并使之发展壮大。” 金泳三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了一句名言：“轻蔑政治的国民只能享受轻蔑自己的政治，轻蔑在野党的国民只能拥有受轻蔑的在野党。” 在金泳三和新民党的推动下，一直慑于当局淫威、敢怒不敢言、备受压制的舆论界活跃起来。1974年10月24日，《东亚日报》编辑部和所属的东亚广播电台的数百名记者，发起召开了“言论自由行动大会”，在大会上，各新闻媒体联名发表了《言论自由行动宣言》：“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企图限制言论自由的压力，我们要作出一切努力，创造自由民主社会赖以存在和自立的基本条件。” 针对舆论界的攻势，当局加紧镇压，《东亚日报》首当其冲。朴正熙当局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迫使广告客户解除与《东亚日报》预定的一切广告合同，该报的财源有枯竭之虞。 在《东亚日报》面临困境之时，金泳三多次会见记者，热情鼓励《东亚日报》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斗争，并呼吁国民支持《东亚日报》的行动。 《东亚日报》的广告版上，登出了金泳三的政治檄文，标题为《国民要捍卫言论自由》，文中说： “现在，国民面临的选择是：选择政府，还是选择报纸。 “14年来，朴正熙政权依靠压制言论、掩人耳目才维持下来。现在，这个政权企图使在任何镇压之下都从未屈服、具有55年悠久历史和刚直不阿传统的《东亚日报》社关门，当局对广告主施加压力，断绝了《东亚日报》和东亚广播电台的广告收入的来源。 “这种毒辣的镇压，在异族统治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也是不敢想象的，就是在李承晚的统治下，自由党独裁者也没有这种抹杀言论的做法。 “一旦《东亚日报》倒闭了，朴正熙的魔掌将会逐次伸向其他报纸。我们的国民将最终被置于只能在没有报纸的政府下面过暗无天日的生活的悲惨命运，在这种黑暗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正处在应该集结国民自己的力量、捍卫民主言论的关键时刻。 “我党60万党员郑重宣布，将和3000万国民一起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在全国展开帮助《东亚日报》和东亚广播电台的运动。正如国际新闻协会的年度报告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毫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