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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占据了汉城四围广大的区域，他们向韩国所提出的表面理由是抵御俄国，在同样借口之下，所有韩国的“荒地”（国家土地的一大半，包括所有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统统授予日本人绝对控制。日本人员以军事代表的名义四处征用较好的产业，他们简单的解释是为了维持日本军队，日本金融家几乎控制了韩国的财政部，放高利贷的日本人在每一个都市到处活动，以月息12％的利率大量放贷，到期不还就以借款人的产业抵充。此外，韩国人民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任何韩国人进入日本人划定的所谓禁区，便会受到日本军事法庭枪决的处分。日本侵占韩国的种种事实，已清晰到如墙壁上的布告，众所共见了。 李承晚促请王子到美国去呼吁履行美韩友好条约里的互相防御条款，为拯救韩国的独立做最后的挣扎。但是高宗已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无从发号施令，王子及少数爱国人士商量后得出结论，李承晚才是应该去美国呼吁的适当人选，于是他们为他准备了学生护照，并在夹层里藏着给韩国驻美公使馆的信件，然后以赴美留学的名义离开韩国。同行者有李忠豪，他们一部分的旅费是由李青天供给的，他就是李承晚被长期关在汉城监狱时的副典狱长。 教会中惟一和李承晚有亲切友谊的就是长老会的教师，即詹姆斯·盖尔，李承晚出狱后常去请教，并且请他施洗礼。李承晚的疑难问题，他都乐为解决。至于受洗一事，他认为李承晚既然在培材受教育，入教似应理所当然。盖尔也竭力赞助他去美国，并且为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给华盛顿长老会的牧师汉姆林博士。可是他对李承晚的志愿完全误会了，他以为李承晚打算放弃政治而转向传教，他在信中写道：“李先生最初曾经是个政治改革者，直到上帝召唤他，给他一件更崇高的使命……他是个有智慧而诚实的青年人，除了保守政府里的少数人外，个个都尊敬他。他曾经历过种种考验，证明他是个诚实和忠心的教徒。” 李承晚曾经请求帮助的另一个美国人是艾伦博士，他是个教会医生，后来做了美国的驻韩公使，这个充满了计谋及商业投机的艾伦既不能取得韩国宫廷的信任，美国国务院又不采纳他的建议，陷于双重的痛苦中。他没有时间为这个尚未成功的革命青年浪费精力，也不能体会到李承晚所受的困苦。结果，他竟然鲁莽地劝告李承晚放弃建立韩国民主政治的伟大计划而接纳日本的统治，听从命运的安排，驯服苟安地生活。他不但没有给李承晚写介绍信，而且在1905年5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参议员朋友说，“我拒绝给李承晚介绍任何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并尽最大努力阻止他成行”。在华盛顿，李承晚拜访长老会牧师汉姆林博士，可是会见之后，汉姆林博士甚感诧异，觉得这人完全不似想象那样，他缺乏热情却又令人生畏。虽然汉姆林允许李承晚参加复活节礼拜，并介绍他认识华盛顿大学校长尼得汉博士。尼得汉博士后来给了他奖学金，除了每学期缴一元图书费外，所有一切费用，完全豁免。 李承晚追求的目标，仍然非常渺茫，他一面谋求韩国的独立，一面入华盛顿大学深造。他对美国人谈及1882年的美韩条约，而他们并不重视。对于他所说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会危及美国的安全，他们视为滑稽可笑。对于这位外国青年决心恢复他祖国独立的精神和热诚，他们完全漠不关心，都认为这是超现实的想法，有些近于“古怪”。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第一个在美获博士学位的韩国人
成为第一个在美获博士学位的韩国人 李承晚于1905年2月春季入华盛顿大学攻读，并从学于威尔勃博士。因为他有韩文和中文的基础，先为“特别生”一年。在其后的二年半的时间，读哲学、逻辑学、英文、法文、欧洲史、美国史、经济学、社会学。他在华盛顿大学期间，经济情况十分艰窘，日常生活几乎不能自给，他常常不获一饱，忍饥挨饿去听课。结果，在他的大学课程里，只有一科成绩列入甲等（第二学期的欧洲史），其余多数是乙等和丙等。至于法文和数学，他虽经努力，但只得了丁等。 1907年春季，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学院中的17名学生，正准备迎接他们的毕业大典，李承晚却满怀不能毕业的恐惧。因为他缺乏营养，健康受损，由于健康不良，他不能去听许多课程。幸而院长威尔勃和教授们对他仁厚而且了解。当6月5日，星期三，毕业典礼举行的那一天，华盛顿的周报刊出了详尽的报道，该报对李承晚一向同情，在毕业典礼特刊中记着：“……没有一个毕业生在接受文凭时，得到如此热烈的掌声，像这位韩国青年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他的健康，并且几乎使他丧失学位。” 许多年后，伊瑟在1950年写下一些回忆，她说李承晚是个十分拘谨的人。他常穿一件整洁的黑羊毛衬衫，严肃地昂首漫步，踽踽独行。她又说：当年李承晚30岁时，他具有充沛的活力与坚强的人格，他一生只有一个目的———使他的国家独立，使他的同胞享受幸福的生活。他天赋的品质会影响到朋友和与他初次见面的人，所以人家谈到他的时候，都称呼他为李先生。他从不多话，但他与人相处有方，对于没有礼貌的人，他常以缄默对之。 李承晚在那时的沉默，一部分原因是他“天赋的庄严性格”，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觉得在种族上、经验上和对于世界观等重要问题的意见上，都和周围的美国环境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的人，像具有严肃性格的伊瑟·贝亚小姐，与李承晚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果，曲高和寡，李承晚只好戴着面具去过他的生活了。 他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期，借着演讲韩国问题，略有收入，弥补生活。他特别喜欢演说，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家争取一些新朋友。此外，他由于博得听众诚挚和热烈的掌声，感到精神振奋，他的演说显示出非常流利的口才，抑扬顿挫的声调，丰富的内容和美丽的修辞。他演说时的姿势也极为动人，完全不似人们所传说的东方人缺乏表情。他是个有经验的演说家，因他早年在国内的恶劣环境中从事群众运动，身历其境的经验使他的演说充满热情，倍加生色。 秋季，李承晚即往哈佛注册，从他注册所选的课程，可以了解他兴趣的本质。他求知的倾向明显在于彻底认识世界的局势，他选读欧洲史和美国史，还有欧洲各国的扩张和殖民政策史，19世纪的工商发达史。此外，有国际法、仲裁法、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以东方的背景来选读这些课程，那是完全新颖的，而且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研读。所以他潜心研读，每至午夜。除了偶尔公开演讲外，很少参加大学的社交生活。各项课程，他都读得很好，在最短期间内便拿到硕士学位，但同学们却没有对他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待了一年。 1908年春季，李承晚在哈佛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而，他从不觉得对于母校有任何深切的情感。而且这时候他的心情已经不在课室内了，因为当时的韩国，已被日本人有计划地夺取了政府的各部门，并控制着耕地和工业资产。不久，李承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09年9月，在哈尔滨，一个韩国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死了日本侵朝元凶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西方国家很敬佩的人物。他正在赴莫斯科途中，是代表日本和俄国谈判瓜分韩国的，他的意思是从韩国北纬三十八度划线，北部归俄国统治，而日本则占有南部。安重根当场被捕，囚于旅顺监狱，后坚贞不屈而就义，安重根临刑前书写了四个大字：“第一江山”，他认为祖国锦绣江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最美的。 李承晚攻读博士学位时，研习的学科便是国际公法，毕业后他在几个场合常常幽默地谈这个笑话，他说：“教他研究国际公法的艾里特教授，应该将学费退给他。因为在事实上，国际间只有强权，根本没有国际公法这回事。” 毕业典礼于1910年7月14日举行，这是威尔逊校长最后一次主持的毕业典礼，威尔逊很快辞职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当李承晚自威尔逊手中接受博士学位证书时，当威尔逊校长将博士学位的披肩放在李承晚肩上热烈握手祝贺时，李承晚的内心有无限的伤感，因为他的学业已经完成，这是他要回到祖国去的时候了。 然而，他的祖国已被日本人侵占，韩国的名称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朝鲜，是日本的附庸国了。李承晚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同时就是韩国被日本正式合并的一年。 李承晚对普林斯顿最为深刻的回忆之一，就是他的博士学位的笔试和口试，都是相当艰难的，这艰难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想象的。然而，他觉得骄傲，以他一个外国人，早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东方历史、哲学及文学，而能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如美国及欧洲史、国际公法、西洋哲学等。这双重的经验和教育，给他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文化上的成就，是造成他的政治力量和领袖地位的主要因素。韩国人也普遍知道：他是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韩国人。 事实上，李承晚自小就没有离开过书房。他的双亲，原意是决心造就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六岁以前，便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在他的一生中，和书本、纸张、笔墨、小型打字机结了不解之缘。他75岁那年当选为韩国的大总统后，在汉城与釜山终日不断地批阅文件，听取报告，讨论问题，制定政策，看上去真像一个认真努力的大学者，把他研究的理论在社会中实施一般。 李承晚的一生，不断地追求学问。学了就教，在有了教学的实际体验后，又再去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情形，如他在狱中皈依基督的时期，一面自学，一面教人。因此，他的思想领域日益扩展，积累的经验使他渐趋成熟，尽管在30岁他才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但他的某些学识和人生经验，可说已在一般教授之上。他学识中的最大缺憾，是对于西方世界与现代文明所知太少，这是他极想学习充实的。 李承晚在华盛顿、哈佛、普林斯顿三所大学，常常从事演说。他用一本小册子，记载着他的演说日期和每次二元至五元的演讲费。有时，演讲费也有高至15元的。许多演讲起初都由青年会主办。其后，他开始接受各城市和各团体的邀请了。他常放映70至100张幻灯片，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关于教会在韩国的工作和韩国人种种进步的事实。他常利用机会，使美国人对于保障和恢复韩国的独立有更多了解和关注，并呼吁美国人支持韩国人抵抗日本扩张的野心。听众一般的反应是：对于他演讲的前半部分，都感到兴趣和发生同情，但是对于后半部分却感到不安而不能接受了。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李承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虽然觉得彷徨，但对于他的职责，是丝毫没有疑惑的。问题不是在他应不应该立即回国，而是回国后做什么和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当汉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拉先生来拜访他，代表青年会国际总会会长摩特博士聘他去韩国担任组织、教育与传播福音工作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立刻表示接受，因为这事解决了他回国的手续与旅费，此外这个任务可使他与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告别过师友后，他即返回离别了六年的故乡。 回国后，李承晚在汉城度过了多事而繁忙的17个月。当初，他原想在改变了的环境中找些有意义的工作做，但当事实证明不可能时，他就尝试新的活动。有位基督教学者名叫李商在，人们尊之为韩国的托尔斯泰，他是李承晚的狱中老友，并由李劝说才入了基督教的，李承晚去拜访他，二人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当时韩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美国秘书菲立普·吉利，是个有作为、富理想的人。 最初李承晚埋首于青年会工作，一心想在基督教会的服务中拯救同胞而不开罪于日本人，他从未想过对征服者可以妥协，不过他认为如果不积极反对他们的统治，也许可以暂时共存，所以他游遍全国，在各地学校演说，在礼拜堂领导礼拜。虽然如此，狡猾而精明的日本人岂肯放过他。李承晚为了要避免发言不慎而引起的麻烦，忍受着无限的屈辱和煎熬，即使他心中最想说的话也只有按捺住，于是心情日见沉重，在1912年3月，他放弃了青年会的演说工作，但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