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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附录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河南省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阳地区。由于“左”倾错误肆虐，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左”倾错误的根子，是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吴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终于和刘少奇走到了一起。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县一社）党委的汇报”（详见本书第三章）。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倾错误，获得了刘少奇支持。吴芝圃利令智昏，乘势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跃而为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昏昏然起来。郑州会议上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芝圃写了亲笔信，信中说：“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直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后，适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1960年2月彻底败露。“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没有丝毫悔改之意，继续搞他的“左倾，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吴芝圃如此横行霸道，毛泽东的指示他不听，那么他听谁的呢？这里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们不禁在问，吴芝圃是什么派呢？
“信阳事件”进一步告诉人民、告诉历史，当年毛泽东在纠正以刘少奇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处境是多么孤立，工作是多么艰难？！
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的张树潘，临终前写了一个回忆材料，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兹将全文附录于后：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事件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借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人们）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读者）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搞浮夸风的省委副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定为“走资派”。……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还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 本文作者张树藩在发生“信阳事件”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同志已过世。李瑞英同志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中的杨钰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关于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联系当今不也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吗？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同志们参考。
…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