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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也要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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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情呆滞,似乎没有为刚才险些丧命而显惊慌。我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来,将摩托扶正,又捡起了自己的皮箱。再去看蔡小田,他丑陋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他依然躺在泥泞上,颤抖着音调对我说:“她不爱我!”

  又一行清泪流了出来,透过车灯看失态而惨白的蔡小田,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酸楚。蔡小田到最后哽咽得话都说不来了,他只是伏在地面上响亮地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如此丑陋的人那么揪心的哭。倘若我是观众,我甚至会为蔡小田的悲恸而流下泪,但此时,我最最最最关心的是——杨帆怎么了? 

  杨帆脸上有一块鲜红的刀疤!她戴着文胸穿着内裤蜷缩在房间里,手里竟然举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剪刀!见有人进来,杨帆本能地挥舞起剪子,哇哇哇地尖声吼叫。我心疼地喊道:“帆儿!是我!”杨帆怔了一怔,足足辨认了一分钟,才放下剪刀,哭着朝我喊:“小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将杨帆狠狠地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双颤抖而柔软的小手,当闻到她那掺杂着血腥的体香时,我的心都碎了。 

  血脉贲张,暴跳如雷! 

  我捡起地上的剪刀,怒发冲冠地奔向门口发呆的蔡小田。这剪刀轻易地划到他右边的脸,一股鲜红喷薄而出,我的左手接着一拳,正好打到他的伤口上。在蔡小田痛苦的咆哮声中,我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红而丑恶的血。但蔡小田并没有还击,他只是痛苦地半蹲着身子,努力地捂住了伤口。血溢出他的双手,不停地往下滴落。 

  我将右手的剪刀抽回,准备戳穿那个肮脏的脑袋。蔡小田抬起浮肿的双眼,惊恐万状地望着我,之后咬了咬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我举着剪刀的右手在他的头上颤抖,颤抖……吓怔了的杨帆这才发出一声尖叫:“住手!”

  扔下剪刀,我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这个既可怜又可恶,既善良又丑陋,既拯救又摧残我们的蔡小田。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上会流那么多血,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衣染成一片鲜红,他用颤抖的双唇拼命地吼道:“你们快走!”

  我呆了半晌,脑中一片混乱。看着满脸鲜血全身颤抖的蔡小田,不知该为他包扎伤口,还是在上面撒上精盐,抑或立马逃跑置之不理?这时我想到了夏雨,想到了那个茅塞顿开的串串店,想到了病痛中的暖意,想到了那个清晨及时而来的摩托车……于是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为他清洗了伤口。蔡小田痛苦地叫嚷着,时不时抬头打量杨帆所在的角落。而杨帆已经穿好了衣服,并将“蔡大哥”给她买的衣服装进了皮箱。不久,蔡小田的呻吟终于平息下来,他脸上的血凝固了,全身的颤抖转之为面色苍白。我毫不客气地抽出他的钱包,拿走了三百块钱,冷冷地说:“到时我会还你的。”

  蔡小田没有拒绝,直到最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和杨帆在深夜十一点离开了这处森林中的隐秘。临走的时候蔡小田脸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他颓然而忧伤地躺在沙发上,模样如鬼。 

  雨依然下得很温吞,我与杨帆重新走向了新的逃亡与困惑。我们没有询问这十天中彼此生活的细节,这十天中的经历已经随着这个尴尬的结局走向了虚无。但我大抵应该知道,杨帆原本是打算通过蔡小田对她的解救,从而达到释放我自由的目标,但直到昨天蔡小田的原形毕露,她终于发现这样屈辱的日子,实在无法将就,于是她选择了以死反抗。 

  至于蔡小田到底对她做过什么,做没做成功,我当然不得而知。有的事情,我们注定不会知道答案,答案只存在当事人的心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再谈起蔡小田,蔡小田给予我们的食物、金钱、梦想、关怀以及智慧,已像他脸上那块月牙形结了痂的伤疤一样告一段落。 

  那个深夜,我们顺着偏僻陌生的小道走了很远很远,最后来到了一座破旧的荒亭。借着手机的荧光,能够看到堆积在亭子周围的茂密松针,估摸至少有二十年没有人造访。我拂掉凳上的潮湿松针,用纸大致擦干净,并垫上两件稍厚的外套,我坐杨帆躺,不一会儿我们就相拥入睡。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涌来了一股寒潮,我全身的鸡皮疙瘩应寒而起。杨帆也被冻醒了,便坐起来紧紧地抱着我。我低头吻了她,然后摸索着解开她的扣子,不断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身体。杨帆也不顾一切地游移过我的胸膛,吐气如兰。我们拼命地吞噬着对方的津液,舌头疯狂地拉扯相钩,接着我们褪下了彼此的裤子……

  在荒无人迹的深山古亭,在寒气逼人的林中清晨,我们火烧火燎地完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融。爱情的滚烫让我们在凛冽的风中享受到彼此的温暖,我们在这特别环境的肉体激情里,真正意义地融为一体。杨帆大声喘息道:“小峰,小峰,我们要活着……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李小峰与杨帆,在经历了四十天的风风雨雨后,货真价实的,越过赵一平成为最亲爱的人。那时我二十二岁,杨帆二十一岁,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许下了很多迟到的、不切实际的诺言。我们不知道纵欲后的白天带来的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的身体,能够给对方带来最大的求生灵感,也能够驱逐寒夜里最为孤独的冰冷。 

  天很快就亮了起来,偷窥我们原始交融的虫蚁钻进树叶,躲避着百鸟的翻寻。依旧是阴天,没有雨,树叶却仍然一副湿漉漉的样子。我翻了翻口袋,从中找出昨晚在火车上吃剩的干面包,与杨帆将就着吃了一顿早餐。 

  这座破亭年久失修,从其粗糙劣质的构造来看,大概建于民国初年,而且应该是两三个工匠的仓促之作。亭西有崖,亭东为丘,亭北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亭西就是我们昨晚过来的小路。西边陡峭的崖壁上,有一片挺拔的白桦;东边平缓的山丘上,是一大片茂密的松林——亭子在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出口。我们顺着这条曲折的古道上行,大约十分钟后爬上山坡,来到一处荒凉的残垣断壁。这片破砖旧瓦只生杂草,不见繁树,往东地势和缓而去,开始有路。举目远眺,灰蒙蒙中依稀能够辨认:东北方群山起伏,南面有一条公路横亘而过……

  少顷传来一辆摩托车的轰鸣,我和杨帆赶紧奔下山坡,越过纷繁错杂的松林,回到了古亭。坐等天黑的过程里,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只要有杨帆在,我们总有玩不腻的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捡了几把松子与她比赛掷树洞,但当我无意中捡起树叶上的蜥蜴后,杨帆就再也不和我玩这个游戏了。之后我们下了两局小姑娘传授的“罐罐棋”,两个人又拍着手玩了一会儿“小蜜蜂”,玩累了后便找出箱子中的报纸,逐字逐句地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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