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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情呆滞，似乎没有为刚才险些丧命而显惊慌。我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来，将摩托扶正，又捡起了自己的皮箱。再去看蔡小田，他丑陋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他依然躺在泥泞上，颤抖着音调对我说：“她不爱我！”
又一行清泪流了出来，透过车灯看失态而惨白的蔡小田，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酸楚。蔡小田到最后哽咽得话都说不来了，他只是伏在地面上响亮地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如此丑陋的人那么揪心的哭。倘若我是观众，我甚至会为蔡小田的悲恸而流下泪，但此时，我最最最最关心的是——杨帆怎么了？
杨帆脸上有一块鲜红的刀疤！她戴着文胸穿着内裤蜷缩在房间里，手里竟然举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剪刀！见有人进来，杨帆本能地挥舞起剪子，哇哇哇地尖声吼叫。我心疼地喊道：“帆儿！是我！”杨帆怔了一怔，足足辨认了一分钟，才放下剪刀，哭着朝我喊：“小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将杨帆狠狠地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双颤抖而柔软的小手，当闻到她那掺杂着血腥的体香时，我的心都碎了。
血脉贲张，暴跳如雷！
我捡起地上的剪刀，怒发冲冠地奔向门口发呆的蔡小田。这剪刀轻易地划到他右边的脸，一股鲜红喷薄而出，我的左手接着一拳，正好打到他的伤口上。在蔡小田痛苦的咆哮声中，我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红而丑恶的血。但蔡小田并没有还击，他只是痛苦地半蹲着身子，努力地捂住了伤口。血溢出他的双手，不停地往下滴落。
我将右手的剪刀抽回，准备戳穿那个肮脏的脑袋。蔡小田抬起浮肿的双眼，惊恐万状地望着我，之后咬了咬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我举着剪刀的右手在他的头上颤抖，颤抖……吓怔了的杨帆这才发出一声尖叫：“住手！”
扔下剪刀，我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这个既可怜又可恶，既善良又丑陋，既拯救又摧残我们的蔡小田。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上会流那么多血，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衣染成一片鲜红，他用颤抖的双唇拼命地吼道：“你们快走！”
我呆了半晌，脑中一片混乱。看着满脸鲜血全身颤抖的蔡小田，不知该为他包扎伤口，还是在上面撒上精盐，抑或立马逃跑置之不理？这时我想到了夏雨，想到了那个茅塞顿开的串串店，想到了病痛中的暖意，想到了那个清晨及时而来的摩托车……于是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为他清洗了伤口。蔡小田痛苦地叫嚷着，时不时抬头打量杨帆所在的角落。而杨帆已经穿好了衣服，并将“蔡大哥”给她买的衣服装进了皮箱。不久，蔡小田的呻吟终于平息下来，他脸上的血凝固了，全身的颤抖转之为面色苍白。我毫不客气地抽出他的钱包，拿走了三百块钱，冷冷地说：“到时我会还你的。”
蔡小田没有拒绝，直到最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和杨帆在深夜十一点离开了这处森林中的隐秘。临走的时候蔡小田脸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他颓然而忧伤地躺在沙发上，模样如鬼。
雨依然下得很温吞，我与杨帆重新走向了新的逃亡与困惑。我们没有询问这十天中彼此生活的细节，这十天中的经历已经随着这个尴尬的结局走向了虚无。但我大抵应该知道，杨帆原本是打算通过蔡小田对她的解救，从而达到释放我自由的目标，但直到昨天蔡小田的原形毕露，她终于发现这样屈辱的日子，实在无法将就，于是她选择了以死反抗。
至于蔡小田到底对她做过什么，做没做成功，我当然不得而知。有的事情，我们注定不会知道答案，答案只存在当事人的心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再谈起蔡小田，蔡小田给予我们的食物、金钱、梦想、关怀以及智慧，已像他脸上那块月牙形结了痂的伤疤一样告一段落。
那个深夜，我们顺着偏僻陌生的小道走了很远很远，最后来到了一座破旧的荒亭。借着手机的荧光，能够看到堆积在亭子周围的茂密松针，估摸至少有二十年没有人造访。我拂掉凳上的潮湿松针，用纸大致擦干净，并垫上两件稍厚的外套，我坐杨帆躺，不一会儿我们就相拥入睡。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涌来了一股寒潮，我全身的鸡皮疙瘩应寒而起。杨帆也被冻醒了，便坐起来紧紧地抱着我。我低头吻了她，然后摸索着解开她的扣子，不断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身体。杨帆也不顾一切地游移过我的胸膛，吐气如兰。我们拼命地吞噬着对方的津液，舌头疯狂地拉扯相钩，接着我们褪下了彼此的裤子……
在荒无人迹的深山古亭，在寒气逼人的林中清晨，我们火烧火燎地完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融。爱情的滚烫让我们在凛冽的风中享受到彼此的温暖，我们在这特别环境的肉体激情里，真正意义地融为一体。杨帆大声喘息道：“小峰，小峰，我们要活着……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李小峰与杨帆，在经历了四十天的风风雨雨后，货真价实的，越过赵一平成为最亲爱的人。那时我二十二岁，杨帆二十一岁，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许下了很多迟到的、不切实际的诺言。我们不知道纵欲后的白天带来的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的身体，能够给对方带来最大的求生灵感，也能够驱逐寒夜里最为孤独的冰冷。
天很快就亮了起来，偷窥我们原始交融的虫蚁钻进树叶，躲避着百鸟的翻寻。依旧是阴天，没有雨，树叶却仍然一副湿漉漉的样子。我翻了翻口袋，从中找出昨晚在火车上吃剩的干面包，与杨帆将就着吃了一顿早餐。
这座破亭年久失修，从其粗糙劣质的构造来看，大概建于民国初年，而且应该是两三个工匠的仓促之作。亭西有崖，亭东为丘，亭北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亭西就是我们昨晚过来的小路。西边陡峭的崖壁上，有一片挺拔的白桦；东边平缓的山丘上，是一大片茂密的松林——亭子在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出口。我们顺着这条曲折的古道上行，大约十分钟后爬上山坡，来到一处荒凉的残垣断壁。这片破砖旧瓦只生杂草，不见繁树，往东地势和缓而去，开始有路。举目远眺，灰蒙蒙中依稀能够辨认：东北方群山起伏，南面有一条公路横亘而过……
少顷传来一辆摩托车的轰鸣，我和杨帆赶紧奔下山坡，越过纷繁错杂的松林，回到了古亭。坐等天黑的过程里，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只要有杨帆在，我们总有玩不腻的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捡了几把松子与她比赛掷树洞，但当我无意中捡起树叶上的蜥蜴后，杨帆就再也不和我玩这个游戏了。之后我们下了两局小姑娘传授的“罐罐棋”，两个人又拍着手玩了一会儿“小蜜蜂”，玩累了后便找出箱子中的报纸，逐字逐句地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