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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玩意儿也没有。
在小木屋一共待了三天，我与杨帆感染的“禽流感”得到全面遏制。为了让聋哑老人不再打地铺，我们已经决定：到梅山聋哑学校暂避风头。
从我们所在的山脚出发，向左走两三公里，有一条上山的小马路。顺着这条山路爬上半小时，有一栋突兀的精神病医院；再上行一段路，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再往上，这才是周阿姨所在的聋哑学校。如果说聋哑老人给我们带来了潸然泪下的感动，那么聋哑孩子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震撼。在周阿姨临时组织的欢迎仪式里，三十几双清澈而明亮的眼睛，在无声的好奇与欣喜中，向我们争先恐后地赠送他们的最爱：粉笔头、红纸片、橡皮擦甚至一支不足两厘米的铅笔！杨帆泪眼汪汪地接过这些贵重的礼物，再与孩子们逐一拥抱，最后干脆即兴表演起舞蹈来。
正当我陶醉在那优雅的舞姿之际，两个脏脏的小女孩缠住我的大腿，将我莫名其妙地拉向了寒碜的教室。那个脸上有疤的小女孩，应该不超过六岁——她从课桌间找到了自己的小本子，向我扬扬自得地展示她的图画；另一个头发零乱的小姑娘，个头还不到我的屁股——她从荷包中掏出一小截粉笔，踮起脚尖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爸爸。”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这小姑娘已经拉住了我的裤子，然后指了指黑板上的两个字，又以一种令人心疼的眼神望着我。
等她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了解她的意思后，便肆无忌惮地抱紧我的大腿，成了我今生今世的女儿。而那个画画的小女孩，则表情落寞地看着我们，流着眼泪，恨恨地离开了。
说实话，这地方与我想象中的学校相距甚远。我记忆中的校园，是孩子们咿咿呀呀地背着课文、嘻嘻哈哈地跳着皮筋、哼哼哧哧地唱着儿歌、一派生机勃勃而又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但我现在所能见闻的，只有一些不着基调的简单音节，老师们曲高和寡的苦口呵斥，以及吃饭时的丁当作响的狼吞虎咽。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这只是一个特教班，或者至多算一个稍为窘迫与热闹的大家庭。故而，这里的教职员工，加上校长周阿姨，一共只有四个人。
其中一位是年仅三十二岁，右半边脸全是紫痂的“年轻姑娘”张嫂，她是聋哑大班的班主任。另外两位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妇，男的人称孙二叔，身高只有一米三四，主要由他负责大伙儿的一日三餐；女的叫孙三婶，左腿好像有些跛，是聋哑小班的班主任。相比而言，周阿姨的工作要繁杂得多——她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既要负责外联赞助，又要照料孩子的住宿及沟通。当然，这些分工只算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到每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越俎代庖。刚开始我们有些担忧被他们告发，但随着孙氏夫妇请假两周下山，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们与周阿姨，以及那个发誓永远不会下山的张嫂。故而，我与杨帆心安理得地住进了他们的宿舍，并认真地接过孙二叔手中的钥匙，摇身一变，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我们拿出五千块钱，周阿姨与聋哑老人到镇上买了三十四套衣裤三十四双鞋、十六叠画片十八个蝴蝶结，以及毽子、皮筋、乒乓球、羽毛球、圆珠笔、笔记本若干。晚上的时候，杨帆与周阿姨给十八个女生洗了澡，并因人而异地梳出十八种发型；我和聋哑老人也给十六个男生刮了层皮，并且配合手持剪刀的张嫂，给孩子们理了发。换上新衣服穿上新鞋子，分到新玩具认识新老师，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种围住我们比比画画却又静默无声的兴高采烈，令后来的我记忆深刻，永世难忘。
在这皆大欢喜的夜晚，唯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黑板前，坠入了悄无声息的感伤。如您所知，她正是我的“女儿”，一个六年前梅山山脚的弃婴，一个从未走出聋哑学校的孤儿，一个拥有如周阿姨这样的大众妈妈，却从不曾体味父慈母爱的聋哑孩子。昨天，她认定我是她走失多年的亲生父亲，并因此兴高采烈。这一夜，她看到我因其他的男生而疏忽了自己，并由此惴惴不安。看到这么一个忧伤的小天使，她的委屈她的孤单，她的脸颊她的刘海，令我的心再度疼痛起来。于是我拉上杨帆走出人群，从小女孩手中接过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爸爸”，指了指我；再写下“妈妈”，又指了指杨帆，然后便将我这个女儿一把抱起，再旋转过去，让她骑在了我的背上。小天使立马咯咯地笑了，不过只乐了半晌，她大约就意识到“母慈”强于“父爱”，便挣扎着从我肩上下来，把她正热泪盈眶的“妈妈”的大腿紧紧抱住……
这一天深夜，我们躺在孙氏夫妇的床上，讨论着是将剩下的一万五千块交给周阿姨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还是想办法把钱寄给杨帆舅舅，偿还杨母手术的花销。已经十一月二日了，不知道她动了手术没有，成功了吗？思忖再三，我与杨帆还是决定先把钱寄回去，算是给予杨母术后的身体保养。至于改善聋哑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新闻社前任副社长李小峰，以及杨帆这个外联部部长，合计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听周阿姨说，她有一个朋友在梅城电视台工作，而该电台每年中秋都会联合慈善机构举行“贫困中小学文艺晚会”，而且还听说这汇演的舆论反响不错，只要表演节目足够精彩，与会的不少慈善家都会慷慨解囊。那朋友早就怂恿聋哑学校前去参演了，但周阿姨没有艺术细胞，张嫂也不愿意带队外出，故而错过了大好良机。掐指算来，现在离中秋节还有二十四天，据说虽然参赛学校甚多，但最终节目还没有敲定。
于是在征得周阿姨的同意之后，我与杨帆决定：仓促应战。
为了安全起见，给杨帆舅舅寄钱时我准备找夏雨中转。但当我试图寻找她的电话号码时，这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更令人郁闷的是，我已经五六天没动过手机，现在连它在屋内、山脚还是海边都不知道！所以，除了简单的抱怨与后悔，我便听天由命地宣布了放弃。我从来没有记号码的习惯，对于夏雨的手机，我只记得开头是“132”。至于后面的数字，好像有5，有9，有0，杂乱无章地排列着，根本想不起来。不过幸好我还记得她公司的名称，夏雨说过她在广告部上班，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信件，于是只有向她写封求救信。
但刚一提起笔，心中就涌过一股排山倒海的思念。在我们恋爱的季节里，应夏雨小姐的要求，我给她写过许多情书与便条。每个周末约会之后，在我准备与她“吻别”之时，夏雨便会严肃地伸出小手，说：“先拿来！”我只得从包里拿出写给她的文字，然后接过她小书包里五彩缤纷的信纸，再亲亲她的小嘴，乐滋滋地往回走。夏雨对信纸的选择别具心裁，当我收到天蓝色的倾诉时，我就知道，她正在为我们今后的前途表示忧虑；而当我收到粉红的信纸时，我就明白，她愿意抛开前途的烦恼，赠予我甜蜜的柔情。而最令夏雨情有独钟的，则是优雅的米黄，她会用这样的底色，向我展示生活中琐碎却又精致的烦恼。但现在动笔的我呢，我用一张素白的草纸描述，她在彼端收到之后，是否能感知到我生活的苍白无助？
周阿姨家里有一台十九英寸的旧彩电，由于没通闭路，只能观看几个模糊不清的频道，但孩子们却对之乐此不疲。他们听不见，却也看得懂，就是说不出。现在，为了准备对晚会入场券的角逐，杨帆花钱请周阿姨买回一个VCD，并且成功从周阿姨那朋友手中借到几张手语表演的光碟。几番筛选下来，我们将表演曲目定格为《感恩的心》。原因是在歌曲开始之前，有这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旁白：
“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早早地抛弃了妈妈，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妈妈每天早出晚归，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会站在家门口，满怀期冀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直到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眼看着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那条路去找妈妈。她走啊走啊，走了很远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理她。她以为妈妈睡着了，就把妈妈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却发现妈妈的眼睛没有闭上！小女孩突然明白：妈妈可能已经死了！她拼命地哭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雨一直在下，也不知哭了多久，小女孩开始想妈妈的眼睛为什么不闭上呢？她是因为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吗？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做。于是她擦干眼泪，决定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妈妈她一定会好好地活着，让妈妈放心地走……小女孩在雨中一遍又一遍地用手语做着《感恩的心》，泪水和雨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却又坚强的脸上滑过——‘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她就这样站在雨中不停歇地做着，一直到妈妈的眼睛终于闭上……”
在这么长时间的流亡过程里，我本以为自己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但不知为何，那么一个简单的旁白还是激起了我内心的共鸣，泪水竟然忍不住磅礴而出。那一个晚上，我和杨帆待在周阿姨的客厅里，将那个朴实的MTV看了一遍又一遍。等把大致的手语了然于心之后，我又将故事旁白修改得更加煽情感人；而杨帆则在空地上来来回回地揣摩着一些舞蹈动作，试图把故事变成手语表演前的舞蹈。
从第二天起，大伙儿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因为孩子们根本听不到歌曲的节拍，而舞蹈必须整齐划一，我们只得选出一个右耳能听声音的八岁小男生——聋哑小班班长小石头。此外，杨帆说她到时可以化妆戴面具，一再坚持要表演那个“母亲”，而那个“失语女孩”，则由我们刚认领的女儿小公主饰演——杨帆再三鼓吹，说她有舞蹈天赋。任务分配之后，张嫂负责传授剩下的三十二个孩子们基本手势；我负责带小石头到客厅，大声地指导动作与节拍；而杨帆与她的翻译周阿姨，则与小公主到桑树下单独训练。
这个小石头倒真是聪明伶俐，我还没怎么“指导”呢，他就能够模仿MTV比画起来了，而且稳度与速度跟电视上分毫不差！不过他的听力实在太脆弱了些，不仅电视的音量要放到最大，就连我与他的交谈也颇费周章。每次我说话都要吵架般的大吼，他这才会意地笑笑，比画着说：“我已经听到啦。”据周阿姨说，小石头是二○○三年春节到聋哑学校的，那时候他的左耳已经完全失聪，但右耳功能还算正常。然而两年来小石头的听力每况愈下，原先他还能清晰地吐字说话，但现在能从他嘴里听到的，恐怕只有杂乱无章的噪音了。周阿姨叹息过，说他这病是耳膜上的肿瘤导致，到北京的医院是可以治愈的。不过花销要在十五到二十万元之间，他老实巴交的父母，便只有放弃了。
经过几天的磨合，我发现聋哑孩子们的毅力与耐心非比寻常。在每天乏味枯燥的训练中，他们一直饶有兴致地重复着比画，一点浮躁的迹象也没有。当然，为了肯定他们的专心致志，我们偶尔也会颁发一些小礼品。比如一人一颗薄荷糖，两人一只小鸡蛋，四人一个大苹果，以及放映最令他们喜爱的动画片。
我与杨帆把电视机放在讲台上，播一集动画片或者儿童电影，聋哑孩子们就会双手正放在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而张嫂与周阿姨，则站在教室两侧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孩子们大多时候虔诚地凝望着电视机，实在不懂的时候，才偏过头看一看老师的比画，但马上又后悔错过了刚才的画面，懊悔地睁大了眼。特别是画面进行到高潮的时刻，所有人都竖着双耳，大张着嘴与眼睛，恨不得把那些关键而诱人的声调吸进他们的大脑！
在这群孩子中间，小石头显得尤为幸福，他是唯一一个鱼与熊掌兼得者。不过看样子他听的过程也越来越艰涩，我生怕预见再等上一两年，当他彻底失去右耳这一“优势”后，他能否还能坦然地微笑，能否还能继续欣然接受其他同学对一个班长的崇拜？我真想攒足一笔钱，在小石头彻底失去听力之前，治好他的耳朵。
但这样的想法倏然而过，我知道“十五万”对一个亡命之徒的应有含义。于是，半声叹息，追随“西游记”中摇身一变的孙悟空天马行空去了。
我们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有价值的充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