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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素质和求职欲望极受日本学校的青睐。从日本文部省公布的资料看，目前日本各大学和研究所读博士课程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 396人，占日本读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的41。7％，在人数上名列榜首。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1990年中国人在日本大学教书持有“教授、副教授”资格的人为331人，但到2000年达到3 300人。另据日本科学技术研究所对41家国立实验研究所及6家特殊法人研究开发机关的调查统计表明，在这47家研究单位里有19。2％的外国研究学者，而在外国人研究学者中，华人占40％左右。
近20年来，中日之间的国际婚姻也急剧增加。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日本每22对结婚者中就有1对是国际婚姻，而东京都的国际婚姻的比例更高达10：1。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日本国际婚姻中占首位，2000年与日本人结婚的中国人首次突破一万大关，达10 762人（其中女性为9 884人），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日本的秋田、岩手、福岛等县，中国媳妇在当地国际婚姻中的比例，都超过了50％。
而且，在日本的中国媳妇相对生育率较高。据统计，2000年日本全国出生的婴儿为1 190 547人，其中国际婚姻家庭出生的婴儿有22 337人，占日本人出生婴儿率的2。9％，而在这些婴儿之中，日中国际婚姻家庭出生的婴儿为3 953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2000年的六年间，日中国际婚姻家庭出生的婴儿数已达20 581人。我对日本的朋友开玩笑说，在日本的中国媳妇，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为少子化的日本做出莫大的贡献，等20年以后这些具有中国血脉的婴儿也具有选举权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就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因为那时中国血脉青年的选票会成为日本大选的重要变数。
我们过去在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和开放程度的时候，通常更加倾向于使用经济指标和物品及资本的流动，其实一个国家对于外国人和异族文化的接纳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指标，在未来的技术和知识角逐中，这个指标的意义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很希望中国也能有一天，成为外国人求学的热门国家，而中国人对于异族的不同文化和制度，也能采取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后记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这本关于日本社会的小书，实际上是“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收获。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我本该在2003年到日本访学，但因为SARS和其他事务的影响，一直拖延到资助计划规定的最后日期2004年2月15日才到达日本东京。日方的邀请人是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国分良成教授，作为访问教授，我在他的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工作两个月。这种访问研究对我比较适合，一是时间不是太长，二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工作任务，我可以比较自由地做研究的安排。本来想借此机会完成我在国内
的一项关于社会冲突调查的课题报告。那项课题是一个全国性的市民问卷调查，数据已经分析的差不多了，但主题报告仍觉得无从下手，国内各种会议和事务又多，总也坐不下来认真思考。这次访问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有关资料，日本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很方便，资料也比较齐全。
但国分良成教授不但学术声誉甚隆，而且在日本各界人脉很旺，他希望我借初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尽量多了解日本社会，所以除了生活上的细心照料，也不厌其烦地介绍我接触各方人士和参加各种学术及社会活动。凭着那种初来乍到的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好奇心，我开始把一些观感记下来，后来参加一项日本学者在冲绳的课题调查活动以及在日本乡村的调查活动，更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一些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朋友也鼓励我，认为初来乍到的好处是具有强烈的比较对照眼光和客观立场，而一旦对什么都习以为常，也就无从下笔了。况且接触多了，对问题的看法也容易受“情感”的影响。我过去也有这样的经验，虽曾在法国生活多年，但当时认为待时间长了认识得会更深刻，但越待时间长，越不敢轻易动笔了，因为人的经验会让人有各种各样的顾忌。
记得一位新闻大师说过，干新闻这一行，前半职业生涯，是毫无顾忌地去写一些他并没有深刻理解的真实情况，但等到后半职业生涯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时，他又顾虑重重地用磨去一切棱角的语言去藏匿真实。我虽然不是干新闻工作的，但可被归于第一类吧。
很多日本的朋友听说我在从事这样一项写作，也都热情地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从提供数据到在餐桌上议论可能的有趣选题。特别是国分良成教授，当他知道了我有这样一项“计划外”的写作工作之后，也给予了特别的关切。尤其是他对我在两国关系和民族心理刻画上的一些看法与他完全相左，毫不介意。我此次在日本访学，国分良成教授多方面的帮助甚多，在此深表谢意。
这样拉拉杂杂，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写了约16万字“访日随笔”，很多是亲身体验，但也有一些是二手资料和“道听途说”，有时我是有意识地用社会学的分析角度，去概括一些“社会潜规则”。
为了使我的贸然下笔不至于影响我写作内容的真实、可靠和客观，我特意请和我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的李国庆副教授、日本兵库教育大学的首藤明和副教授和日本明治大学的施利平副教授为我审阅全稿。李国庆是日本庆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先后在日本学习、研究了8年，回中国后又一直从事研究工作，而且经常到日本去，可说是对日中两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首藤明和副教授研究中国社会多年，在日本还很少碰到像他那样有那么多中国实地调查经历的年轻学者，而且他学术、爱情两不误，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为妻，使他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施利平副教授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在日本大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工作了几年，她的日语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口音，如果她自己不说，日本人根本分辨不出她是外国人，她对日本社会有独特的女性观察角度。他们帮我校正了不少观察、理解和记忆的错误以及一些笔误，特别是他们初读之后感到“很有意思”的并非恭维的赞誉，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增强了写作信心。我在此要对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审阅全稿表示由衷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对我的写作给予过各种有形和无形帮助的日中双方的朋友们。他们是：东京国际大学高桥明善教授、早稻田大学退休教授柿崎京一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富永健一先生、爱媛大学中村则弘教授、兵库教育大学佐佐木正道教授、首藤明和副教授、上智大学王大伟（David Wank）教授、静冈大学菱田雅晴教授、青山学院大学中兼和津子教授、中央大学园田茂人教授、一桥大学佐藤宏教授、冲绳国际大学来间泰男教授、冲绳国际大学小熊诚教授、浦和大学沈洁教授、千叶商科大学赵军教授、株式会社现代文化研究所大泽幸一郎先生、财团法人农村开发企画委员会南裕子研究员、庆应大学博士生吴茂松先生、猪股名保子小姐，以及我所在研究所曾留学日本的同事罗红光教授、陈婴婴教授。
写这本小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我的朋友车耳先生的影响，他曾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驻巴黎和纽约的总代表，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受到袭击的双子楼上，可说是“劫后余生”。他写了一个以《如此美国》为开篇的国外生活随笔系列，挺受欢迎，也激发我照葫芦画瓢。
最后，在回国日期临近时，写作热情消退，也就不愿硬写，立马封笔了。2004年4月14日，我乘飞机从东京返回北京，在几万米高空，完成了这本小书的最后定稿。这本小书的随笔，本来是根据访问日本的时间序列写的，在最后的编辑中，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把相同内容的随笔进行了聚类和分类，加了篇目命名，这样就完全打乱了时间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