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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起身先给赵煦施了一礼，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臣一直很佩服王荆公的操守，王荆公为政，向来是以革新为目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
第一卷第076章量身打造
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
李清臣，为了新政，不计个人荣辱，明知事不可为，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
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象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国忧民，而且一直在尝试着革新弊政，可以说他内心也是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纯仁现在不论政策的好坏，却以祖制不可违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违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亲了。
“朕知道，你们会说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现在土地正在不断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税赋枯竭难以为继却是不争之事实；
若是他们对我大宋还有点忠义之心，就应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个尝试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没有墨守陈规，卿难道忘了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了吗？
诚如卿所言，这条法令一出，必将引来士绅们的极力反对，但为了大宋，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卿呢？”
不得不说，赵煦游说范纯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杨逸看到，已六十多岁的范纯仁此刻泪流不止，一下接着一下的叩首，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
赵煦一锤定音，剩下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施行的问题了，杨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总执行人，各方面必须考虑全面，按照杨逸的策略，是将役和赋统一，归于田亩。
章惇与户部尚书蔡京勾通之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陛下，如今国库用度紧张，臣建议暂时保留差役法，如此一来，把役钱的征收面摊开一点，也可以减轻一些阻力。”
当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发展，而且朝廷还从中赚到不少银子，差役法的役钱是按人头收取，实际上在雇用役夫担任劳役时用不了这么多钱，盈余的部分有时达到两三百万贯，比青苗钱赚得还多；
一但将役钱也统一到税赋中去，计亩征收，那些无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担任何赋役，役钱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独立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这些钱，被高滔滔折腾了九年，大宋穷啊！
杨逸想了想，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给百姓好处有时也不能一次给完了，他们本来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给他一面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们不满足于一面湖时，你就得给他们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给不起；这些话说来很难听，但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于是，杨逸第一个站出来附和了章惇。
绍圣元年七月，赵煦再次颁旨，复差役法，行绍圣新税法。
绍圣新税法一出，天下振动，有人喜欢有人忧，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品官士绅，各种声浪一波波回响着；
新税法计亩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绅之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税，无地可免，税率比原来的两税制略高，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