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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私生子-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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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起身先给赵煦施了一礼,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臣一直很佩服王荆公的操守,王荆公为政,向来是以革新为目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

第一卷第076章量身打造

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

李清臣,为了新政,不计个人荣辱,明知事不可为,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

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象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国忧民,而且一直在尝试着革新弊政,可以说他内心也是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纯仁现在不论政策的好坏,却以祖制不可违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违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亲了。

“朕知道,你们会说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现在土地正在不断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税赋枯竭难以为继却是不争之事实;

若是他们对我大宋还有点忠义之心,就应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个尝试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没有墨守陈规,卿难道忘了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了吗?

诚如卿所言,这条法令一出,必将引来士绅们的极力反对,但为了大宋,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卿呢?”

不得不说,赵煦游说范纯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杨逸看到,已六十多岁的范纯仁此刻泪流不止,一下接着一下的叩首,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

赵煦一锤定音,剩下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施行的问题了,杨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总执行人,各方面必须考虑全面,按照杨逸的策略,是将役和赋统一,归于田亩。

章惇与户部尚书蔡京勾通之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陛下,如今国库用度紧张,臣建议暂时保留差役法,如此一来,把役钱的征收面摊开一点,也可以减轻一些阻力。”

当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发展,而且朝廷还从中赚到不少银子,差役法的役钱是按人头收取,实际上在雇用役夫担任劳役时用不了这么多钱,盈余的部分有时达到两三百万贯,比青苗钱赚得还多;

一但将役钱也统一到税赋中去,计亩征收,那些无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担任何赋役,役钱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独立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这些钱,被高滔滔折腾了九年,大宋穷啊!

杨逸想了想,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给百姓好处有时也不能一次给完了,他们本来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给他一面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们不满足于一面湖时,你就得给他们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给不起;这些话说来很难听,但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于是,杨逸第一个站出来附和了章惇。

绍圣元年七月,赵煦再次颁旨,复差役法,行绍圣新税法。

绍圣新税法一出,天下振动,有人喜欢有人忧,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品官士绅,各种声浪一波波回响着;

新税法计亩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绅之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税,无地可免,税率比原来的两税制略高,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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