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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
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第一卷第123章洛阳之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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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国军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但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但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