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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倾向于按部就班，这完全是一种性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出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子视为歪门邪道，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杨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范纯仁立即反击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处处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道吧？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高，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道，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范纯仁说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
“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处，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
第一卷第124章时穷节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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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使来之邵到文家求证文及甫所言是否属实，虽然用了诡诈之道，但文彦博沉默片刻后，竟承认自己以前常说刘挚是司马昭；无意中与文及甫的供词对上了号。
文彦博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老而成精；文及甫被押，来之邵突然到来，或许这本身就让这头老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当来之邵指责他背后伤人，暗骂刘挚是司马昭时，文彦博突然反其道而行，承认自己确实曾骂刘挚是司马昭；这样一来，反而让新党有些被动了。
文及甫和张士良这两个案情，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呼应，现在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章惇接到并报后，立即下令对张士良开审，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容有失。
同文馆里，同样是那间正堂，同样是何世宽和张商英主审，但张士良却没有文及甫那么幸运，一被拖到堂上，何世宽一言未问，就先下令打了二十杀威棒。
等张士良被打得皮开肉绽，何世宽才冷声问道：“张士良，你可知道罪？”
张士良哭喊道：“大人，小人真的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
“嗯？你这个祸国乱政的阉佞，都到了此时你还想妄言抵赖，本官问你，你与陈衍同为崇庆宫内侍，丈着宣仁太后信赖，多年来横行不法，内则离间两宫，外则频频联络元祐佞臣，欲行阴谋叛逆之事，罪恶滔天，至此你还想抵赖不成，来啊！鼎镬刀锯皆让这阉佞尝试一遍再说！”
章惇敢悍然杀了陈衍，对他张士良还会有什么顾虑？
文及甫是文官，何世宽施刑时多少还有些顾忌，他张士良是个太监，在文官眼中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行起刑来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望着摆满堂边的刑具，张士良胆都快吓破了，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惨然说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元祐年间，小人等确实经常联络吕大防、苏轼、刘挚等重臣，但并非是阴谋叛逆啊！”
“你们两个内侍，与朝中大臣频频来往，不是阴谋叛逆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说！”
何世宽须发萧萧，声音大得惊人，光那股子气势就能把胆小者吓瘫了。
张士良知道不说只会被酷刑折磨致死，只得艰难地说道：“大人饶命啊！小人等频频联络朝中大臣，实在是太皇太后每天要处理的政事太多，在朝堂上与大臣议政时，常常无所适从，于是让小人等多与朝中重臣接触，提前打听清楚大臣们第二天要汇报何事，使太皇太后心里有个准备，这样处理起政事来才会更加顺畅周全，大人，小人都说了，我等真没有串通朝臣阴谋叛逆啊！”
何世宽和张商英一听，脸上神色顿时怪异万分，被旧党捧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竟是个政治白痴，要靠这种可笑的手段，才能应对每日的政事！这真是……千古奇闻啊！
太好了！继续！
何世宽大拍惊堂木，接着森然问道：“张士良！宣仁太后病重期间，你与阉宦陈衍疏隔中外，离间皇亲，滥用职权，窃用国器，擅发钦命，种种行径罪恶滔天！来啊！大刑侍候，直到他招认为止！”
堂下的衙役立即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拉着张士良就往刑具上按；把张士良吓得小便都失禁了，一时臭不可闻。
他呼天抢地的嚷道：“大人啊！小人冤枉啊！小人当时只是负责记录，御玺是掌握在陈衍手里，他确实有滥用职权，滥发圣旨之举，可这与小人无关啊！小人当时还劝诫过陈衍，大人，小人冤枉啊！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啊……。”
直到张士良痛得一声惨叫出口，何世宽才下令停刑，这让张士良有种虎口逃生的感觉，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正当张士良松懈下来之时，何世宽突然狂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说！宣仁太后数月不能视事，致死不还政陛下，任由崇庆宫一个太监窃掌御玺，欺压陛下，她意欲何为？说！宣仁太后是不是打算废除当今陛下，另立新君？”
张士良先是愣了一下，立即抢天大呼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啊！小人从未听过太皇太后有废立当今的言语！大人，太皇太后不可诬啊……”
“来啊！给我大刑侍候！”
对张士良，何世宽确实是大刑用尽，但可惜的是，无论何世宽对张士良施加何等酷刑，张士良都咬死不松口，就是不承认高滔滔有废除赵煦的心思。
高滔滔或许真没有明确受意过大臣，要废掉赵煦，但由于她早就预知赵煦亲政必会重拾神宗新政，这一点，可以说是她不能容忍的，加上她致死不放权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她确有废掉赵煦的打算；
否则，当时赵煦已经十八岁，也已经大婚过了，在她自己病重不能理事之后，根本没有理由不还政于赵煦；
或许，她只是以为她的病情还象前几次一样，还能好起来，她以为她还有时间，因此没来得及废掉赵煦而已。
何世宽和张商英在张士良身上，没有得到最终想要的结果，只得如实上报章惇，新党突然间又重新面临严重的危机。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无法追究高滔滔的罪行；
无法追究高滔滔，就无法废掉向太后；
一但赵煦出现不测，皇权最终还将会落到向太后手里；
新党到时就要死无葬身之地，新政就要再次被人践踏在地，所有新党为之努力的一切，又将变成镜花水月，过眼云烟。
为此，章惇又招开了一次新党核心层的会议，商讨对策；曾布、蔡京、蔡卞等人都参与了这次私会，但结果令人失望，大家依然没有想出什么良策，各人背负着沉重的心情匆匆散去。
曾布的府邸位于兴国坊，和遂宁王府离得很近，高墙大院之中，新年时张灯结彩留下的喜庆之意尚在。府里的廊阁庭院，水榭楼台，处处透着幽与雅的气息，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
曾家无愧于这幅字的称颂，从曾布祖父一辈算起，几十年间，曾家三代人共出了十九名进士。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其兄曾巩年刚弱冠便名满天下，在后世更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布中进士后，先是在地方为官，后来被时任开封府尹的韩维看中，委以重任，神宗皇帝拉开变法大幕，曾布再经王安石推荐，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新党的主要骨干之一；
然而在熙宁七年，迫于旧党及高滔滔等人的压力，神宗变法之心有所动摇，下令曾布彻查市易法，曾布查过后为认，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并如是上奏。
王安石和吕惠卿因此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
凭心而论，曾布对市易法的结论是非常公允的。
但是，曾布作为新党的骨干之一，不可能不知道王安石施行市易法，急欲敛财的用意；
当时大宋的外部的战略态势，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北边的辽国咄咄逼人，更要命的是，青唐的吐蕃已经与西夏和亲，两者一但结盟，大宋的关中就成背腹受敌，川蜀恐怕也要完蛋。
宋神宗，宋朝最有为的一个君主，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卓越宰相，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制定的新法全部冲着敛财和强军而去；
青苗法、差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主要冲着一个财字，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冲着一个军字，而且连试点都不及搞，推行得是如此的急，难道他们急于把国家刮空，只是为了给庞大的官僚队伍发薪俸？或是为了中饱私囊？难道这就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真面目？
剥开历史的迷雾，你就会发现，宋神宗和王安石抛开吏治，而专注于敛财和强军，无非是急于扭转外部越来越恶劣的战略态势。
从王韶上平戎策起，大宋在熙宁五年拉开了熙河开边的大幕，洞庭之滨，章惇也在对南方叛乱的山蛮大举用兵，横扫十数州，大宋此时正在两面开打，而打仗是要烧钱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作为新党骨干的曾布，竟迫于压力拿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的论断；
确实，市易法就是官府在搞垄断，但王安石为什么这么干，曾布会不清楚？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曾布的论断看似公允，却是背叛了新党的，王安石贬他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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