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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这个工程点，是由市政府为一个县里挖的，说是为了战争一旦爆发，让贫下中农使用的。贫下中农们大概都广积粮去了，这深挖洞的事，就交给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做。所谓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大概听不懂了，就是犯了错误的意思。说某某出问题了，就是犯错误了。现在回忆，这种决策的制定有些糊涂，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挖的防空洞，质量信得过吗？一旦有了战争，贫下中农敢使用吗？
我是在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中出的问题，当时批判宋江是一个投降派。我那天喝了点儿酒，私下对工友们说，宋江这个人其实不错，挺讲义气的嘛。就有一个要求进步的工友把这句话给捅到上边去了。这句话用阶级的观点一分析，便有了政治问题。于是，先是领导找我谈话，帮助我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就把我从机关拿了出来，办了几天学习班，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在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算过了关。再然后，领导便把我下放到这支工程队里来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老张也在里边。
这支工程队有一百多人。人不太多，可这一百多人成分复杂。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或者“评水浒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我和十几位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我与老张不熟悉，并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单位派下来的。但他肯定有问题，否则绝不会来到我们这支队伍里。现在可以套用伟人一句语录（当时借我一千个胆子我也不敢随便套用伟人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单位，为了一个共同的深挖洞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每天的劳动量很大。八个小时是一定要干满点的，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说是为了赶进度。有一句口号是：要抢在超级大国发动战争之前。好像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我们的头上飞下来。能不紧张吗？我们吃住都在山里边，星期天也不下山，就是为了抢进度。
老张有手艺，是砌工。也就是泥瓦工。我跟他是一样的工种。这活虽然比和泥搬砖稍稍轻松一些，可也是累得够戗。想想看；每天一个工要有上千块砖砌上去，从洞里爬上来的时候，人都像根棍子似的直了。
有时星期天不加班了，也能休息一天。人们总算逮住歇息的机会了，就死死地睡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时做梦也是睡觉。累啊。其实不睡觉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四外都是山。都是庄稼地和野树林子，现在想起来，如果到山上四处走走，也应该是一件很浪漫主义的事情，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心情去浪漫。而且没有特殊情况，队上也不让请假。这支队伍的队长兼指导员姓段。段领导管理得特严。
这里我讲几句段指导员的事儿。段指导员本来是市里某国营大厂的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也因为犯了错误，才给弄到这工程队里来的。他犯的这个错误有些荒唐：段指导员本来是某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儿，三结合（现在的读者或许听不太懂了，三结合，即是当时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班子的一个形式，即有群众代表、有老干部代表、有解放军支左的代表参加组成的领导班子）时，段指导员被结合进来了。段领导被结合，不仅因为他造反有功，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举动，他把他大年初一的生日改在了每年的7月1日，即和中国共产党一天过生日。这也被称为与旧的观念决裂的一个重大表现。当地的报纸上还为段指导员写过稿子。于是段指导员就出名了（这种事现在说起来，肯定有年轻的读者认定太荒唐，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般荒唐）。后来厂里成立革委会，他也被结合进来了，当了一个副主任。段领导又有了新举措，他再一次改生日，他对外宣布，他的生日要改在每年12月26日，即伟大领袖毛主席过生日那天，他也过生日。可这一次段领导可没有交上好运。立刻有人反驳他：你他*的算什么东西？敢和毛主席一天过生日，你也配？于是，这就成了段领导的罪过，他在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被人拿了下来，幸亏老段平常人缘不错，有一些共同造反的战友们努力保他，他才没有倒更大的霉，他的7月1日的生日也不敢过了。又退回到他原来的生日了。造反派里的战友们为了保全他，便让他来这个工程队了。30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头发已经灰白了。他感慨地说，当时他也是懵了头，不知道怎么表现进步才好，才闹出了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平常人缘好，打他一个反革命，也不在话下。此是闲话，带过。
再说老张，让人奇怪的是，老张星期天从来不加班。每个星期天他也不睡觉，他总要下山一趟。星期一上午按点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管理我们的段指导员也从不问老张干什么去了。于是，老张的行动就格外神秘起来了。
队里边有几个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哪里都有，别看同样是犯了错误的，就能有人汇报你。写到这里，谈歌有些悲哀，套用一句古诗：同是犯错误，揭发何太急？）就向上告发这件事。其实这些揭发者也未必觉悟程度有多高，大概是觉得老张能出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这里边应该有忌妒的心理。李大年也是一个。
李大年是队上的挖土工。他原来是一个工厂烧锅炉的，有一次喝多了酒，就说美国的日子比中国好过。苏联的卢布好，结实。就有人告了密（那年代告密的人似乎特别多），上级就给李大年办学习班，要他承认错误。李大年咬住了牙，不认账。他反驳说：我没有去过美国，怎么能知道美国好不好呢？我也没有穿过苏联的卢布，我怎么能知道苏联的卢布结实不结实呢？这是给我李大年造谣生事。再查，也无实据，于是就把李大年发到这里来了。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此人身材高大，似乎精力特别充沛。他偷偷跟踪过老张两回，那一天挺晚才回来，进了屋，李大年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直勾勾地望房顶。我奇怪地问：“大年，你怎么了？”
李大年翻身坐了起来，直着眼睛看着我，说了句：“乖乖，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你知道我发现了老张什么？”
我不解地问：“你能发现什么？莫非你发现老张搞女人去了？”
李大年看了看我，又小心地看了看门，门紧紧关着。李大年跳下床，凑到我身旁，小声说道：“这老张，刚下山，就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天！是小汽车。冒着一道烟就把老张给拉走了。这老张是什么人啊？”
汽车？而且还是小汽车？我的脑袋也懵了。老张是什么身份的人啊，竟用小汽车来接？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你没有看错？”我这话问得有点儿多余。那么大的一个汽车，李大年断不会看走眼。也绝不会把牛车看成小汽车。年轻的读者读到这里，可别怪我和李大年大惊小怪，当年的街上可没有这么多小汽车。一个城市的革委会（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府），也顶多就是配一辆伏尔加（一种老式进口轿车），剩下的也就是几辆吉普车。我们在这大山里能见到小轿车，岂不是新鲜。
从古至今，大概人类的好奇心是非常活跃的。我本不是多事儿的人，可好奇心也被老张勾了起来。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早早起来，偷偷跟着老张，果然，他大大方方地走到山下，真有一辆小轿车在山下等他。一个穿便衣的年轻男人还替他打开车门，他钻进了汽车，汽车便开走了。我和李大年都瞪大了眼睛，现在回忆，当时我们的目光里大概除了惊讶，不会有别的内容了。回来的路上，李大年对我讲，那是上海牌小轿车。天！上海牌小汽车，那都是省长以上的干部才能乘坐的啊。
老张是星期一早上回来的。我们猜测也一定是用小汽车送回来的。这个神秘的老张，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心里一点儿也猜不透。我开始跟他套话儿。我装作闲聊天的口气，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老张笑了笑，他说他是厂子里的清洁工。他说话时不像撒谎。他还给我讲了搞清洁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方法，至今我还记得并使用。比如扫地时一定要把扫帚沾上水，否则容易搞得尘土飞扬。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砌墙这活儿。老张笑了，说：“这还用学吗？谁不会啊。”
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谁也不睡懒觉了。我们看着老张下山，我和李大年就悄悄地跟在后边。
老张回头看到了我们，就笑道：“你们两个这是去干什么啊？”
我嘻嘻笑道：“没事，跟你去玩会儿。”
老张笑着摇头：“不行吧，人家可是不让你们去的。”
李大年说：“你就带我们去一趟吧。”
老张不说话，继续往山下走。到了山下，那辆小汽车果然等在那里。这次我们看清楚了，这是一辆军车。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盯着我们认真打量，很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啊，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和李大年互相望望，说不上话来。老张笑了笑：“他们是跟我一起干活儿的。早晨起来锻炼身体，正好送我下山来了。”
便衣男人点点头，不再理我们，对老张说：“您请上车吧。”
老张似乎有些无奈地看看我们，便上车了。车就开走了。
我和李大年无趣地看着车远远地走了，便沮丧地走了回来。
我们回来就奇怪，老张是个什么人啊？为什么会有部队的车来接他呢。我们还都听清楚了那个便衣男人对老张讲的话，他使用的是“您请上车吧。”您？如此尊重老张，老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和李大年终于忍不住了，我们去问了段指导员，段指导员苦笑：“行了，你们就别追问了。反正老张下山是请了假的，也是准了假的。我还告诉你们，这假不是我准的。是上边。懂吗？上边！”
上边？这就更让人生疑了。我们怀疑老张是一个大官。李大年甚至说，老张肯定是落魄的大人物。否则，那每个星期天早早在山下等他的小汽车，怎么会来接他呢？
可是没有证据。
李大年相信，老张的真实身份肯定会被揭秘的。我也相信。
可是我们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也就是半个月之后，毛主席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也揪出来了，防空洞的活儿停止了。我们就各回各单位去揭批“四人帮”了。其实我们能揭批个什么啊？我们也不认识“四人帮”。
这几个月挖防空洞的工作，我没有别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还真交上了朋友。比如李大年，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人们都说个子大，心眼少，可他是个例外，个子大，心跟儿也大，“文革”后，政策刚一放开，李大年就从厂子里辞职了，自己干生意了。他从银行贷了一些款子，就开了饭店，饭店越开越大。几十年过去，他在我们市里边开了三个大饭店，他还把两个连锁店，开到省城去了。而且北京、天津都有分店。而且开一个火一个。当然，这些我都是听说。“文革”后，我的工作变动了一下，调到了外埠，过去的朋友工友们来出差，总免不了找我聚一聚，话题总是少不了这个李大年。有人还告诉我，李大年手下有高人。这个高人指导着李大年开饭店。这个人姓张。（其实就是张全礼，可是我当时就是想不起来。）
前年夏天，我回去了一趟，李大年把我请到他的第五个新开业的“望月楼酒店”里，我真的吓坏了。眼睛都看直了。这个“望月楼酒店”就是放在北京上海，也应该是高档的。十五层的高楼，非常气派。上边十层是住宿，下边五层全是酒店的生意。酒店外边排满了小汽车。我笑道：“生意真好啊。”
李大年笑了，他拿目光瞄了瞄那些不断开来的小汽车，低声道：“有了他们，我这生意还能不好吗？不瞒你说，来晚了，他们都找不到停车位。”
我们不言而喻地哈哈笑了。
李大年自然要请我吃饭。他还找了几个陪吃的。我们被安排在三楼非常豪华的一个大雅间里，一张能坐三十个人的大餐桌。我看到了已经被李大年请来的几个人。有三个我还能认出来，都是当年一起挖过防空洞的。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李大年不时出去，他悄悄告诉我，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客人，需要他出面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