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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无论人们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只要打开电视机，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内容越来越像美国的电视了。像美国人那样长时间看电视的习惯也在不断扩展。1997年，法国4—11岁的儿童，平均每天几乎收看2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比1996年增长了10％。
媒体行业展示了里根在微观世界中更大的成就。通过改变美国的国家经济，他改变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操作方式。在意识形态上与他情投意合的人是英国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的帮助下，里根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关于福利国家和资本调控的范围提出了强大的挑战。他辩解说，政府给商业松绑，以及摆脱慈善事业的负担之后，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富裕。在英国，像美国的情况一样，这个方法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贫富的差距日益增大，并侵蚀了运输、保险，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许里根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方法还迫使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自由市场政策，如果你想在世界市场中保持竞争的地位，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步骤。
它又是如何实施的呢？里根通过减税和松绑政策，有效地降低了美国企业的运作成本。从而，自然地帮助它们有将业务扩展到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也给里根在国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同盟者提供了进攻的手段。现在可以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和右翼力量，出于与美国竞争的需要，必须摆脱他们自己国家庞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减税并也为企业松绑。当然，里根的松绑政策也推进了国际商务活动，即所谓的自由贸易体制，便于打开外国的市场，允许企业到国外投资，并且消除了欧盟后来针对美国的电视节目而企图设置的种种障碍。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的势不可挡的影响力，确保这种自由贸易的设想得以成功地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薄弱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像全球化主要是指美国化一样，里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全球通行的标准。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如此夸张地追随这类经济时尚的做法，意大利的企业界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已经推行了模仿里根主义的经济改革运动。贝卢斯科尼最初是米兰的做房地产生意的富豪。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媒体巨人：包括三家私人电视网络，以及意大利最大的报纸杂志和书刊出版商。然后，他开始直接收购政治权利，利用能够使意大利执政党名誉扫地的腐败丑闻，使自己在1994年的竞选中成为这场改革运动的一名候选人。他自己的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崇拜性的报道，使他的候选资格立即得到大家的信任。最终，他得到了总理的职位，并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联盟和独立派的隆巴尔迪利格联合组阁，但是在执政的7个月之后，这一届政府便垮台了。他在2001年再一次参加竞选，使欧洲的一些人感到十分沮丧。《经济学人》发文，宣布他不适合执政，并指出，作为总理，他要控制的不仅仅是三家最大的私人电视网络，而且还有三家国家公有的网络。当我开始为了本书而进行旅行，在到达意大利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当选为总理了。我在参加“欧洲社会与美国方式”的会议时，旁边坐着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高中教师，她叫保拉·比亚吉尼。她对我说：“毫无疑问，贝卢斯科尼控制的电视协助他赢得了这场大选，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公司抛出了诸如‘投我的票吧！’这类直接宣传的肤浅的把戏，他主要得益于他的电视节目间接宣传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在那些节目中，尽力美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并且极力阻碍其他批判性的观点。因而，我们的许多年轻人都积极投票支持贝卢斯科尼。我从我的那些学生们的口中得知：他们那代年轻人，信仰他们从电视里所看到的美国模式。现在想上大学的年轻人变得比以前少了，因为他们可以到北部的鞋厂和眼镜厂去工作。他们也不关心将来，他们认为：他们将能够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工作，并且买一辆新的小轿车，就像生活在美国一样。”
美国殖民思想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年轻人，屏幕也不是惟一的传播手段。但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无论所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其结果都是为了扩散单一经营的品位、价值与行为。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身穿同一个品牌的服装，消费同一种食品和饮料，观看同样的电影，收听同样的音乐。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都按照美国企业、市场商人的模式做事。譬如在瑞典，假如你从斯德哥尔摩驱车向西，开往挪威的边界，你就会发现，每隔40公里就有一个新建的麦当劳餐厅。瑞典主要报纸《每日新闻报》的一位编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的情景，当时某个人喝了杯可口可乐就要受到抨击，说那将助长美国对瑞典的影响。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提出这样的批评了。”他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我不记得是从何时开始，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我开始周末为他们买可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款待。现在，如果孩子们还没有离开家，可乐就可以与牛奶媲美，甚至在工作日也是如此。”
我离开阿格里真托的那天，《共和国报》援引了意大利作家乌贝托·埃柯的一段话：“当今，当一名旅游者到世界许多地方观光返回家乡的时候，便没有什么奇闻逸事可以对他的朋友讲述了。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的穿戴都一模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与家里人没什么两样，人们讲话的语言也几乎是一样。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学习英语，放弃了那些在全球化迅猛进程世界里不太能挣钱的语言。我在西西里岛的时候，多次听到过同样的议论，一位阿格里真托的饭店经理告诉我，他很少讲西西里人的语言。即使与他的父母讲话，他也愿意讲英语。我并不完全了解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就是因为讲英语似乎显得更高级一些，更现代一些而已。”也许大家公认这种看法，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就意味着本地语言的死亡，埃柯称其为“是一种耻辱”，但是他认为，今后根本不会有什么变化。孩子们在学校学的是英语，而不是西西里语，当孩子们玩计算机时，他们的英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他回忆道：“我们小的时候，英式足球就好比我们的生命。我们连续玩好几个小时，满身大汗才回到家。现在的孩子们是在计算机上冲浪。”
那些批评美国方式的人，自己也被美国的生活方式迷住了。哈尼，那位在开罗批评美国人的牙膏品牌太多的工程师，现在也承认埃及人回家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全球化起源于你们国家，你们的文化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也不例外。”他一边说，一边点燃了一支万宝路香烟，确实没有感到有任何讽刺的意味。“成年的孩子们与父母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见，葬礼上来的人比原来少了一半，因为人们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忙着挣钱。我们相互之间关心得少了，而更多的是关心我们的薪金、移动电话、电视机。我不能说我喜欢这种方式，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真是越来越像你们美国人了。”
克隆美国可能吗警惕底层竞争的爆发力
警惕底层竞争的爆发力
因此，有很多事情能够证明贝尔丁里奇·莫尔丹关于美国的看法是正确的，美国代表着未来。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之一，是美国的企业、政策，以及价值观驱动了这一全球化的进程。然而，美国化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继续下去呢？目前根本没有明确的定论，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一些最著名的全球化支持者，已经动摇了他们过去的信念。
对于全球化的抵触情绪，不仅来源于那些在西雅图、布拉格、阿雷格里港，以及其他地方游行示威的抗议者，他们已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主义者们处于防范的阵势。反对的呼声还来自于民间的社团，并且以传统的政治程序表现出来。当我写这些内容时，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20年来的第一次国内总罢工。数以百万计的工会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反对贝卢斯克尼政府企图以全球竞争的名义放松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英国的劳工党政府宣布，2001年上半年计划恢复保险、运输与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20多年来，因削减预算，这些服务已经被取消了。这样一来，很可能导致采取提高税收的政治步骤。
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推行全球化，或者根本不需要推行全球化。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大趋势使得全球化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下去。应该说，问题在于将推行哪一种类型的全球化。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ATTAC）的缔造者苏珊·乔治在巴黎时对我说：“媒体总是试图要给我们带上反对全球化的标签。我们反对媒体的这种做法。我们不是反对全球化，我们是赞成社会的正义和人类的团结。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应该允许出现另一个世界。”
批评家谴责的焦点在于，当前这种美国类型的全球化，已经惩罚了世界上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而让人难以置信地酬谢了富人和企业的精英。此外，由于推行了自由市场的模式，经济增长的因素将被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这将有可能导致毁坏环境，而且将减少公共服务项目，严重威胁着劳工和人类的权利。
批评家们谴责企业实施的全球化，引起一种“底层竞争”——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视而不见的“血汗工厂”和容忍有毒物质排放的国家里，强迫较富裕国家中的工人，在降低工资和失业中做出无奈的选择。他们补充道，所谓的自由贸易一点都不自由。经济学家马丁许列举的事实证明，世界贸易组织“既推行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又搞自我保护主义。它推行一种双重的标准，继续保护富国，抵制穷国常规出口的低值产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富国的贸易壁垒，使穷国每年不可避免地损失1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
批评家们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许多计划，其中结构调整计划导致俄罗斯中产阶级走向贫穷。当这个国家经历一场“休克疗法”，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并且在其1997年金融体系彻底垮台之后，造成了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譬如，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令关闭银行，在这样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存款保险的国家里，马上引起了骚乱，而且失业率一时间猛增到20％，占这个国家人口的一半，大约1亿人正向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费过渡。
简而言之，批评家们争论道，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在国外产生的结果与国内是相同的：使一小撮企业精英们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使几乎其他人都处于经济条件停滞或者恶化的状态。世界银行本身也承认，“全球化似乎增加了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根据1999年美国人权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60—1990年期间，世界1/5最富有的国家与1/5最贫穷的国家中，人们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一倍，从30∶1增加到60∶1。到1998年，这种差距再一次出现了飞跃式的增加，贫富之间的差距增加到78∶1。同时，巨型公司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研究团体的政策研究所，在其2001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组织排列前200名的公司当中，现在有52家是非国有公司，仅有48家是国有公司。”这种非国有公司控制的局面，肯定要造成更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些非国有公司正在靠兼并其对手公司和分流工人来促进其发展。这200家最大的公司占全球经济活动的30％，它们所雇佣的工人却占世界工人总数的1％以下。
经过“9·11”惨案之后，全球化的拥护者们才开始承认，也许全球化并不是他们所承诺的那种万能药。他们瞬间正确认识到，贫穷虽然不是恐怖主义的直接导火线，但是贫困至少使穷人怀有绝望和挫折的感觉，从而引发暴力。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2年2月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警告经济和政治的精英们：“许多人认为，极度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化是由全球的精英们驱动的……而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正是这些精英们的代表。”比尔·盖茨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