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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影响。而易洛魁联邦的影响，已经清楚地体现在联邦和宪法的条款里，特别体现在各州的权利分割的条款里。
把自由想当然历史不会死亡，甚至永远不会结束
有关种族的问题总是使美国左右为难，但是，它也使美国获得了荣誉。毕竟是奴隶的后代发明了爵士乐，它是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最杰出贡献之一，这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实。尽管各个民族的音乐家，都为这种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爵士乐一直是被美国黑人所创造的。美国黑人肯塔基·伯恩斯和杰弗里·沃德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书，并且根据那本书又拍了一部电影。那本书和电影的名字就叫《爵士乐》。书中这样写道：爵士乐“使你体会到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有种不自由的特殊感觉”。爵士乐通过美丽的乐曲，真实地表达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永远激励着美国的民族奋斗不息。它更突出了个人自由与公益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的公益是指公民的民主义务和权利的根本所在。正如评论家查尔斯·约翰逊在1925年就惊叹的那样：“黑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发明是如此具有讽刺性！美国社会对黑人关心甚少，不愿意接受他们。正是这个原因，激励黑人铸造了打开美国人心灵的那把钥匙。”
世界上很少有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我们确实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家。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仍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约占总人口的72％。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人们预计，到2050年，美国看起来更像今日的加利福尼亚，白人将只占总人口的50％以下。现在，西班牙裔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西班牙语成为许多社区的第一语言。
实际上，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警察在指挥交通时，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意识。事实告诉我们，黑人驾车遭到警察阻拦的频率要比白人驾车遭到阻拦的频率高。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的资料表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接受的医疗保险质量要比白人低，即使修正了收入和保险的差距之后也仍然如此。黑人和西班牙人被逮捕后，被送进死囚管理区的比率相对较高。现实是，美国各个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存在着无法跨越的种族防线，从而难以诚实地讨论种族方面的问题。
我们发现，种族团结方面的进展步履艰难，我认为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全面地承认我们的历史。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曾经这样评述：“历史不会死亡，甚至永远不会结束。”我们都置身于历史之中，首先我们必须面对它，否则终究无法跳出它的轨迹。最明显的实例往往是我们最少提到的。我们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在其建国时所犯下的罪行，大批的土著美国人被残酷的屠杀，他们的土地被掠夺。如今，要全面修正历史是不现实的，美国土著居民的后裔肯定需要更多的关注，而不是将他们隔离在“保留地”里，他们在那里惟一活下来的机会就是采矿，这使得他们的肺部和土地都被严重的污染了，或者，不应该再让他们在“保留地”里沉沦于赌博与酗酒。过去，他们已为此受到了可怕的惩罚。
为什么我们不能发表一封正式的道歉信呢？应该由联邦政府向他们表示诚恳的歉意，承认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恶，并对黑人所遭受的苦难深表歉意。这在美国已有先例，华盛顿曾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禁的美籍日本人道歉，并且政府为每一个被拘禁的人赔偿了2万美元。黑人代表约翰·科尼尔斯，以及其他黑人主要领导人准备引用这个先例，他们正在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要为美国过去的奴隶制度争取赔偿。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会在不久的将来会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正像对待土著美国人的问题一样，要想得到在奴隶制时期被掠夺财产的全额经济赔偿，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笔巨额资金，即使不包括利息，也要数百亿计的美元。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切的资金数额并不是问题的焦点。最重要的是，必须公开承认，美国曾经有一段不公平的历史。
南非、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的《真相及调解委员会》的努力已经证明，要面对过去的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件困难与痛苦的事情。然而，正视历史有利于消除人们对过去的仇恨。假如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我们的全部历史事实，坦率承认包括黑暗的、光明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历史，并且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种族问题仍然是我们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那么美国将会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实际上，对种族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多数美国白人似乎认为，美国已经不再存在种族问题了，而大多数黑人却认为，在美国，种族问题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
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正逢马丁·路德·金的诞辰日，现在是一个全国性的假日。今天，许多政客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纪念这位已故的人权活动领袖。布什总统也来了，他赞扬了金拒绝“以牙还牙，或者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开明思想。对于一个为了报复“9·11”的袭击，刚刚签发了对阿富汗轰炸命令三个月的总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令人感到十分离奇。然而，还有更古怪的事，布什竟然斗胆享受了只有马丁·路德·金才有的荣誉。大约在两年前，布什为了挽救自己的总统竞选，曾经毫不犹豫地背叛了金的遗训。在当时的公众投票中，参议员约翰·马肯出人意料地向他提出了严峻挑战，布什在南卡罗莱纳州面临着非生即死的选择。那个州的气氛非常紧张，争论的焦点就是：南部邦联支持者的旗帜是否还应该在州政府的上空继续飘扬。布什对此踌躇不前、犹豫不决。虽然有许多表现正义的机会，但是布什却选择了妥协，拒绝谴责这面象征着奴隶制的旗帜。种族主义者对于他的暧昧态度非常敏感，他的这一个投其所好的举动，使他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结果，布什终于打败了马肯。
金与布什的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同样暴露出美国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一方面是“对于全体人民的自由和正义”的光荣承诺，这是我们小学生背诵的《向星条旗宣誓》中的一句话；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特权势力和伪善因素，它们妨碍着我们承诺的兑现。尽管现在这类斗争已经不是那么尖锐了，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历史进程与金的信念是一致的，即“历史是一条长河，它遇到阻挡时，正直的就要弯曲”。所以，只有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战，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才能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美国废除奴隶运动的开创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一句名言：“权力绝不会轻易放弃。”然而，道格拉斯、金与美国其他的反叛者，已经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他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们所倡导的理想，在理论上已经成为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准则。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持有其他各自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创始人的民主和自由信念是一致的，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从理论上，确保了公民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权益和自由。然而，公民要真正享有自己的权利，还要进行艰苦卓越的奋斗，才能使它们变成现实。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曾经为美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历史写下了一些最辉煌的篇章。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包括少数白人，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抵制、静坐、祷告集会、游行示威，并进行其他的抗议限制自由的活动，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尽管当时的政府机构对当地警察和种族主义分子以避免暴力为由而发动的压制活动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然而，广大民众在这场运动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并且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向坚定不移，直到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成果主要包括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当然，斗争是十分残酷的，社会上的恐怖和流血案件不断发生，金本人也遭到了无情的暗杀。但是，到60年代末期，美国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造过来了。民权运动，已经迫使政府实践了它的始创原则。这场运动不仅提高了黑人的尊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还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法律地位。这些辉煌的成就足以向外面的世界证明，美国的自我修正能力是令人羡慕的。
为自由而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民权运动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像19世纪废除奴隶运动一样，掀起了早期的男女平等运动的浪潮。1840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与她的丈夫一道去英国旅行，并准备参加一个反对奴隶制的会议。当斯坦顿和其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妇女遭到拒绝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掀起了愤怒的层层波浪。性别间的不平等，是否应该与种族间的不平等相提并论呢？当时，美国妇女没有投票权、财产权，也没有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在政府、法律或者其他公共部门就职的权利。斯坦顿一回到美国，就提议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妇女权益大会”。霍华德·齐恩锡基在他的《美国人民的历史》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虽然模仿了《独立宣言》的形式，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所有的男子和妇女都应该是生而平等……”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又过了15年，妇女的参政权利才得到法律的认可。尽管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经过了坚苦卓绝的奋斗，而今日的美国妇女仍然无法在经济上享受与男子一样的同工同酬。但是，这次被称为“第二个浪潮”的女权运动，确实唤醒了美国对妇女角色及社会地位的认识。不管男子还是妇女，都从妇女低人一等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妇女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这些权利是她们母亲那一辈人所无法想像的。正如苏珊·福卢迪在《反撞力》一书中描述的那样：这种妇女自由的理念，很快就激起了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传统主义者仍然坚持妇女最好留在家中，继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今天，这种男女平等的斗争仍然是任重道远的，尤其是对于堕胎权，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文明的进步如同历史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即使那些不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女权主义者的青年妇女们，也对男女平等的进程逐步适应，习以为常了，她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选择延续或者放弃自己的婚姻。总的来说，她们现在是为自己生活，而不再是仅仅为了丈夫和孩子而生存。虽然现实中要实现真正完全的男女平等，在美国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假如你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除了北欧之外，美国妇女显然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妇女有更多的经济、政治权利与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当然，北欧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更好。
美国的母亲能不嫉妒荷兰的母亲吗？荷兰的母亲可以享受3年的带薪产假，而且保证她们能够回到她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在埃及的古城卢克索的尼罗河上，我曾与一位28岁的单身父亲，一个社会工作者穆斯塔法同桌品茶，他的岳母帮他照看着他4岁的女儿，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长大后出去工作，去上学肯定是必要的，我准备让她去读书。但是，毕业后她必须去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阿拉伯家庭文化的核心是家长专制。这也可以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出，我常常看见候车的都是男人，包括未成年的男孩。但是，穆斯塔法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西方人士。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学历很高，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我问他，为什么不想让他的女儿参加工作。他回答：“假如她参加了工作，她的工作环境中必然会有男人存在，周围有男人就有可能纠缠她，注视她，与她交谈，她会受他们的引诱。”这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严肃地回答道：“男人不能与她谈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在日本时，一位住在横须贺的妇女仁三对我说：“日本是我的祖国，但是我觉得这里不太自由。”仁三曾经在加利福尼亚住了近7年的时间，4年前她返回日本。她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有一天中午，在吃午饭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