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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的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中所收的散文之潇洒和情真意切。而在他编余随手所写的不少短短的杂文中，却不乏精彩之作，且贯穿着与政论同样的一切为了抗战的中心思想。如《空袭闲谈》、《谈轰炸》，从他亲身实感的经验来谈，消除空袭和战争恐怖，读来亲切可信。如《战时的忧郁症》，千方百计要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来服务抗战。许多题目如《教师待遭改善问题》、《文人的团结》，都说明了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如对重庆文化人生活之苦境，不但以物质实力支援，在他编的副刊上写启事并代收稿费捐款，增加许多事务工作，还为此写了一篇《文人的待遇》，从更高的立足点摆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论述文人收入稿费还不及工人、车夫的处境虽值得同情，但另方面从我国历来“万般皆下品”的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对战时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教训。他说“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受，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越他们之上不可的……”还有那篇接到郭沫若、王昆仑、老舍、孙师宜等在重庆联句向他慰问的信后所写的《文人》，不啻是为自己所总结和宣告的誓言。至于那篇《敌我之间》，是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表新居格致郁达夫信，再由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郁达夫的这封回信，在海外曾一再转载传诵一时，更是表现了不卑不亢，正气凛然的中国文人的风度，而且以国际主义的远见，预期中日作家还有握手的一天。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
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物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从抗战初期他就看到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对抗战甚至胜利以后社会发展的特殊功用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一九三九年初他指出：文艺通俗化、民族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实现，并举老舍以台儿庄胜利编写的说唱大鼓书为例。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刺的生命，并主张写实之外，还要有些想象；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在《艺术上的宽容》一文中，更以博大的胸怀，痛斥危害团结的宗派观念、固执愚昧，认为是最残酷的中世纪宗教统治遗风。“人家或者要说，这是没有主义主张的态度；但我则以为要想创造文化，造福人类，却非先将这偏私狭小的气量扩大起来不可。”
如他所预期，不但在编辑工作中占领多处阵地建立“文化中继站”来，他自己的写作和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一部分所收他与国内作家的通信和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画展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个“文化中继站”不但与国内交流，而且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这倒是当时国内所缺少的。由于他的特殊习惯或癖好，从青年时代一直不间断的购买和阅读多种外国文字的文艺书籍。大约只有在武汉到前线劳军等一个阶段实在无法买外文书了，而自己多年来拥有的中外大量书籍都抛失在杭州风雨茅庐，一到新加坡这无税的自由港，第二天就抱了大包外文书回到暂住的旅馆，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据郁飞回忆）。以后更是订阅多种日本和欧美杂志，如从亚细亚杂志译出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报告多篇并加按语，以及美国记者到滇缅路采访的报道特写等。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对已出版二十年的伦敦著名纯文艺权威杂志《默叩利》的停刊和与《现代人生与文艺》的合并，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说明文艺在战争和政治动荡时期要保持超然态度是不可能了，文艺必然与政治有联系。
对日本的文坛状况，过去和现在，更是了如指掌，如《日本的侵略与作家》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以及原来左翼进步作家中如佐藤春夫、菊池宽、林房雄之流作了军部吹鼓手的蜕变者。他回顾了大正昭和易代之际，日本文坛正当自然主义没落，在苦闷虚无状态之中，率先竖起左翼文艺的旗帜，成功的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到了昭和以后反动势力加紧，许多作家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左翼作家中意志坚强者大抵现在还在牢里；另一部分就缄守沉默入乡卖菜去了。再有任何时候都不愿混入潮流的所谓高蹈派，也严守沉默不失故度，如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等。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艺演变》中说：日本所谓“铳后文学”倒退了百余年，当局对文艺的管制日趋反动，一般作家不得已只好回复到“咬死骨、搅尸灰，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而我们呢？“戏剧运动在抗战中成长了；艺术家到群众中间去的运动，在抗战中实现了；笔杆枪杆和工人的机械，农人的斧锄，在抗战中结合起来了”。“虽则伟大的文学还没有产生，但产生伟大文学的始基，已经奠下了”。这时是在一九四二年之前的一九三九年。
如果说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前的浪漫主义，这时，不论是作品和观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并非突然开始的，它和他最早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文学概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既然褒贬不一，对他的评论自然也是较多的；但多数都偏重他的反映多种矛盾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以及他的生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这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国内新出版的评论和传记中只有一本《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王观泉著。一九八六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把他的“贡献理论”列为一章，这是有独到见地的。但他是作为传记的一章，所根据的理论文章也只是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所写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文艺的实质》、《谁是我们的同伴》、《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以及《关于小说的话》等等。作者说郁达夫总是以最快的信息传布国外最新的理论，自己保持最新的认识。如在我国电影尚未得到发展的一九三一年，郁达夫从国外信息就发现并认定电影这种声光化电的综合艺术对小说产生了影响，如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的技巧等等。
晚期这些文艺理论不但在思想观点是可以看出与二十年代的论作一脉相承，而且始终保持着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专家不同的特色，因为在郁达夫，他对文艺的论述主要是从创作的亲身体会和大量阅读中外古今作品所总结出来的。
如果本书能引起对郁达夫的文学理论的系统研究的兴趣，又能提供集中阅读晚期资料的方便，那就使编者感到欣幸了。
插曲——一场笔战
郁达夫刚到星洲正赶上新年放假，就应邀去了槟城，自然遇到新闻文艺界人士热情地向他提问，回到星洲立即接编三种副刊，就写了《几个问题》在《晨星》发表，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战。主要对手是《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在《几个问题》发表后三天刊出一篇挑战文章，两个回合以后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已是勉强招架准备撤退的态度，但也露出被曲解窝囊之余的不屑和讽刺意味。《狮声》主编张楚琨也发现流入无原则的义气之争是没意思了，又写了简短答复《采取冷静的沉默》准备打住；但这时战线已经扩大，波及到《南洋商报》所属的《南洋周刊》、《新国民报》、《新国民文学副刊》等一致支持《狮声》，便一时形成围攻局面。如有一篇署名高扬的长文《我们对你仍觉失望》，说郁达夫就是教青年闭门读书，“向天花板学习”，并针对郁达夫的那句“名言”说：“我们现在要求的不但是一个Writer，而且还要是一个Fighter！”在被围攻的局面下，郁达夫又按捺不住了，于二月七日的《晨星》上发表了六篇为他辩护并反攻的读者来稿，《狮声》当然又作回击。最后是《晨星》发表了楼适夷的《遥寄星洲》替达夫解围，说他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吸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位新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这封信确实起了作用，之后再也没有人发难了。
本书“文艺杂论”部分收了《几个问题》和其他两篇答辩文章，还附录了《狮声》两篇文章和附言、答书。这附录是十二卷《郁达夫文集》所未收录的。据此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自然，达夫对南洋文艺的见解本意并不坏，但他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并且毫不考虑那种感情用事带讽刺意味的行文；“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容易引起误解。《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不过是想说：南洋应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这本不错，但他丝毫不了解当时当地对待鲁迅的态度很可能成为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他的刺耳的话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左”得可爱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便引起激怒，认为他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于是郁达夫被曲解之后也慌了，急于天真地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这更引起对方的反感，益发不可收拾。
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一小小事件，还不能不联系到它的历史背景：（一）《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是分属侨领胡文虎和陈嘉庚的两个集团的报纸，历来有所对立。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中前者偏右，后者偏左，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抗战之后，胡愈之到《南洋商报》主持编务，郁达夫也到了《星洲日报》主编副刊，在团结抗日的言论上两报趋于一致。但左派的青年群众，多数还是团结在《南洋商报》的周围。（二）从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被“左联”开除，并被目为“颓废派”，这在笔战开始就一再提到，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甚至说他是为逃难而南来。左派对他原有的看法和成见有其根源。（三）除了抗日言论一致之外，郁达夫对人对事的某些做法和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左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譬如对他后来兼任英政府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实际工作是公共联络宣传，译为情报部就有特务间谍之嫌）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许多左派人士有不同看法的：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而郁达夫应允担任固然是由于一位女友李小瑛的介绍，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占领一个官方地盘对宣传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是一致的。后来证明他对英当局的态度还是有一定立场的。刘尊棋先生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本人和郁达夫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得到胜利，与那位马共领导人见了面。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的义正词严、爱赠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才真正彻底地并肩作战。那时成立了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是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的。张楚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所写《忆流亡中的郁达夫》（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回忆这场笔战过去之后，思想上仍与郁达夫有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上工作，却很少过从，但是到了这时却不同了，他说：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