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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这批旧书在他身后的去向。据了解，他在日本后期所买，初运北京，后与在上海、杭州所买约共三万余册都存放在杭州的风雨茅庐。抗日战争中被当地人和日本人盗卖一空。四十年代末，笔者在上海福州路一家旧书铺曾发现过有他的印章的日本版英文旧书，显然是这批书劫后的孑遗。五十年代中，杭州各家旧书铺合营前，笔者又曾在清泰路一家书铺见到一部经他用毛笔题面签名的《海峰文集》十卷、《海峰诗集》六卷，也是这批书的劫余。当时铺主索价高昂。原来铺主是个一贯吃旧书饭的精灵，最懂得凭此位题签人的知名度大敲竹杠的生意经，因此竟无商让余地。笔者为机不可失，才忍痛买了下来。据铺主说，抗战前，郁达夫是他的旧书铺的日常顾客，而这位顾客的特点是只讲书目，不求孤版珍本。可见在这个精明的书商眼里也没有把郁达夫看作藏书家，他始终只是个为买到“最经济最有用的书籍”的读书人。一九三八年冬他去南洋后又在新加坡继续购买了七、八千册旧书。一九四二年二月他在日军炮火中仓皇撤离新加坡时曾托付过友人。 据胡浪曼先生说：他撤走后的“ 第二天吧， 我和（胡）秋杰先生便接到了郁达夫的留信……对于他的藏书便作了遗嘱式的安排。大致是说，他万幸的一天到来时，希望我俩能把他的藏书赠送一个适当的社团，最好是能在《星洲日报》辟一图书馆，以资纪念。当此兵荒马乱，有如万蚁啮心的时候，对于郁先生的信，实在未曾认真地对待。”（《缅怀郁达夫先生》，刊一九八一年一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文艺》）以后，存放藏书的中 鲁寓居被“鹊巢鸠占”。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后，有一回黄（葆芳）到郁达夫位于中保路的住处，当从厨房看进去时，发现到已被人霸占住进。而郁的一部大套线装书《佩文韵府》赫然在目，但已经破裂不堪，成了这家新主人的火引子。”（吴启基：《画在人如在》，刊同上）就如此这般地烟消云散。此外，他在日本早期所买，曾分几次带回故乡，连同早年在杭州所买和家原藏的二十四史、四部旧籍、中医图书等，约有万册内外，一直存放在富阳老家，抗日战争中丢失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却毁散于“文革”浩劫。至此，这批原本是为读而买的旧书，全部随着读书人的消逝而消逝了。
买书和读书，还把《孤独篇》所谓“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唤起了，也就是把他引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这段时间他读得最多的是诗词韵文，据《孤独篇》说，他第一次在报上发表 的处女作也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诗。从此，他在这条坎坷的道路上忠实地走尽了一生，而且，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中，其他各种文艺样式，包括他因之蜚声文坛的小说都有着阶段性的搁笔或转换，而惟独旧体诗歌却一直是不停缀地有所创作，顶多也只是或勤或疏地间隔，以至可以说是与诗相始终。当然，他不是以写诗歌为主的作家，也不是以诗歌闻名的诗人。估计他一生大约只写了千篇内外的诗歌，他生前始终没有把这些诗歌结成专集出版，他自己编的《全集》也没有把诗歌专列为一集。他还说过作旧诗，只要弄到五个或七个字就可以发泄尽的话，因此，有人说，他写诗，正像鲁迅先生的旧体诗一样，是写给“自己看的”。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作者中，历史上固有大批持此传统的人，但在他身上，这恐怕是未必的。他不仅在《孤独篇》中自己承认，经过模仿的“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就有着强烈的“发表欲”。而且事实上，此后一直是不断写诗，不断发表，不但在国内发表，去日本后还继续在日本报纸、杂志的汉诗栏和诗刊内不断发表。中年以后所写的诗，虽少见单独发表，但大多是夹带在散文和日记中，还是发表了。晚年的诗更多数是吟成就发表了的。笔者认为，发表，正是产生在那个窒息沉闷时代的他的典型个性。如果说，他的小说《沉沦》等作品，是当时的“自我呼号”，那末他的诗歌又何尝不是种尽情宣泄，不过一则“一泻无余”，一则“耐人寻味”，所使用的艺术表现方法不同罢了！所有呼号和宣泄都是纷纷面向人世，而不是对着“寂静的山林”发出的，都是执著地自信“艺术可以救国”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拥有的爱国手段！然而，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呢？是否像有人说的“自己似乎对他的诗并不十分重视的”呢？相反，他自己倒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的生前没有拿出来发表的，倒是真正写给自己看的日记里和写给妻子、友人看的信件里，却常见他郑重地记述下新吟就的诗歌，并有圈改，还有说明，成了今日所能见到的难得的原稿。而以后，这些诗歌却又另行发表了。因此，他不出诗集的原因，还得由他自己来回答。他在自编《全集》时，已是个享有盛誉的新文学作家，他自己也颇以开拓新文学为己任，例如：一九三三年底，上海《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托他向鲁迅拉稿，他就对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黎烈文），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见《回忆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在日记中说：“回忆二十年前做的诗真不少，现在稿多失散，已经寻不出来了。至于十几年前的断句零篇，则还可以在日本太阳杂志的汉诗栏里寻出来，也未可知。总之事过境迁，这些格调古板的旧货，也不想再去发掘了。幸而我年纪尚轻，还是向前去吧，去开发新的境地吧！”从今天来看，如果那时他要发掘、编集，即使稿多失散，查阅报刊和自己的日记，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的，至少要比五十年后的今天容易得多。他不想发掘的真正缘故，只因旧诗是事过境迁，格调古板的旧货！而他自己却是自许以“开发新的境地”为己任的。
据《孤独篇》，他自用匿名发表了一篇五古诗以后，两三年内，在《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上海《神州日报》上，连续用很多假名发表了“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上引《日记》中也说在这段时间里“做的诗真不少”。但这些诗，究竟有哪些内容，有多少数量，还不很清楚。由于用的匿名和假名，即使翻阅旧报，又从何查起；早期诗作，风格未定，即使查到一些，也不能推断。至于原稿，他自己在相隔二十年时就散失，寻不出来了，并且也没有发现他的这段时间的日记，似乎此时他还没有开始逐日写日记。最后，从孙荃夫人处却意外地发现了作于一九一一年下半年的三首《咏史》绝句，这就是至今所能搜集到的这段时间里所写的最早的三首。其中之一云：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事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据告，作于辛亥革命后，他从杭州回故乡“避难家居”之时，诗题虽说咏的是史事，看来也不无感时论世之概。不是吗？他借鉴暴秦覆亡所要说明的是：不管专制王朝有何等统治奇策，人民大众一旦奋起之日，就是他们陨灭之时。最明显不过，也是最为妙语点睛的是末句了。这句当然是指世为楚将的项籍、项羽起兵，终为亡秦主力之一。但《史记》、《汉书》等史籍只载“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云云，至于其中有一半出身清贫，按现代的流行说法也就是出身于无产者，却是他自己的合理推论，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这首在今天读来，还能体味到他对后来实现的一九四九年那场地覆天翻的大变革的殷切期盼和高远的千古余慨。
笔者在二十年前收集、编辑他的诗词时根本还不能有查阅旧报的条件。进入八十年代后，感谢陈子善、王自立两同志，进行了大量的翻阅工作，才从当年的上海《神州日报》（惜乎存报不全）上查获了作于一九一三年的五律二首，七绝、七律各一首（见《花城增刊（5）·诗》），大概就是《孤独篇》说的“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所发表的那些诗中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查到了上述的《咏史》三首，都发表在一九一五年的六月至十月间。
一九一一年十月“避难”回家，他才真正地开始了《圈外篇》所说的“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时期。但自此至一九一三年秋的两年里，却并非是连续地或者全部地“家居”的。作者的这两篇自传，在时间上的出入最大，几乎是颠倒了的。据《自述诗》第十八首，也是最后一首：
苍茫又过七年期，客舍栖栖五处移。
来岁桑乾仍欲渡，别离应更有新诗。
注：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府中学，赴杭州住保安桥者数月，还家中途被盗。九月入之江大学预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中学，住石牌楼者三月。……
这是全组诗的结束诗。时间从上一首说的一九一一年到全组诗写完脱稿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共七年整。这最后一首诗的本身说的主要是去日本以后的事，而诗后长达二百三十一字（包括标点，为笔者所加）的注语却系统地交代了七年中的过程。上引注语只是引到一九一三年上半年为止的部分。原来这两年，他是如此度过的：他家居后的第二年，一九一二年（十七岁）春，注语称“仍欲入”杭府中学者，是打算继续到杭府中学学习而结果未成。不果的原因没说明。作者在《志摩在回忆里》说：“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指杭州府中——笔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查杭府中学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散学，至“民国二年（1913年）春，甫议复设”（见邵伯絅：《浙江第一中学校沿革》）。一九一二年整年停顿，不开学，则不论有无其他原因，他当然是读不成了。但他还是在学校附近的保安桥住了些日子等等。日本抄件中“住”作“寄寓”，大概住的是原校的宿舍。实在等得没希望开学了，他才又回家。不幸中途被盗。这是怎么回事呢，竟值得在这里记载？原来是桩盗案，还似乎闹得不小。作者曾告诉过孙荃夫人：他乘的是夜航船班，船行至三江口（之江、浦阳江、富春江汇合处）附近，突然有贼船靠拢，跳过来七、八个彪形大汉，手持利刃，威逼全船旅客集中至舱尾，然后洗劫一空。旅客都是从睡梦中惊醒的，只穿着单衫睡裤，冻得索索抖。作者还算机灵，慌乱中把剩下的十八块银元塞进了裤裆里，蹲缩作一团，银元才免于被劫。此外，除了几本破书，强盗们翻了几翻，丢在船头，所有铺盖行李，席卷殆尽。强盗们走了，航船续行中，旅客们又冻又恨，纷纷商议必须报官追究。而全船只有他是个读书人，一致公举他代表大家去告状，当夜写了状子。天明到家，告状的诸事具备，独缺一身见官的长衫，还是依靠能干的母亲向旧衣铺去贳借，才使他第一次见到了民国后的县太爷。报官的结果，在民国元年的乱局中，自然是没有下文。但这桩盗案却着实轰动了平静的小县城，大概留给作者的印象也太深了，因此，记入了注语。而作者抄赠给日本友人的抄件中，却不见记入，当然，这与日本人无关，多少亦有点忌讳吧。
同年九月，他因改入之江大学（育英学院）的预科，注语称“住江干者半载”。在之江闹学潮的事，《孤独篇》已有忆述。但之江大学本设在风景优美的闸口六和塔山上，他为什么住在江干呢？他在之江只读了两个月左右，为什么又住将半载呢？据此次学潮中与作者同时被学校开除的“强硬者”之一的王启说：被开除的共有十余名同学，当时团结一致，主张与学校干到底，因此离校后都搬到王启家开设在江干海月桥的过塘行里暂住。于是印发传单，走访报社，向社会呼吁，并打听到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了杭州，又集队到孙中山的住地去请愿告状。孙中山自然没有见到，告状也没个结果。闹了几个月，还是闹不出名堂。原来他是住在江干坚持斗争。最后，则如《圈外篇》所说，改入了浸礼会的中学，也就是设在石牌楼的蕙兰中学。这已是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二月中了。
在蕙兰他只待了三个月，不到这学期终结就离开了。原因也没有说明。日本抄件中，这句作：“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他本来就有“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的想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学英文。但教会学校“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末的窒息”，使他太失望了。《圈外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