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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九年（已未）一月二十一日作者日记中载：“今天又作了两句诗：‘朔风有意荣枯草，柳絮无心落凤池’。这两句诗若被曼兄看见，定能为他欣赏。”这年秋，作者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长兄为作者前途计，劝令作者回国参加一次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结果不第。虽谋事不成，但也可见连作者毕业后的出路，先期取得靠硬的国家考试资格以方便叙用等问题，长兄都已预为远虑了。作者留京与长兄聚首期间，照例还切磋了不少学术问题。十月五日作者日记载：“夜月明，与养吾、曼陀踏月论诗，出阜城门，沿河缓步……”十一日日记载：“夜与曼兄谈诗至十时始归寝。予得句云：‘斜风吹病叶，细雨点秋灯’。”又，据日本富长梦觉先生所藏，一九二○年（庚申）秋作者赠送给他的一部清代文学家史震林（悟冈）著的《西青散记》的书后《小志》载：“已未秋寄迹都门，星疏月淡之夜，每与曼兄谈世界各国文艺之进退。余颇以德国、英国之田园小说为贵。曼兄因为言《西青散记》足超秀。来日后于上野图书馆内得此书，诵读数过，欲抄录一部而未果。今夏因婚事西归，无意中得《西青散记》之翻印本于沪上之书肆。其中错落处颇多。来日后又得此本于坊间，大约此书之古者莫过于是矣！予将以之寄潜女是 焉。庚申郁文识。”（见日本《郁达夫资料》影印手迹）这里的“已未秋寄迹都门”，即上引日记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富长梦觉先生另在《服部担风先生杂记·（38）双卿》中把“都门”解释为东京，错了。据此《小志》，当日所谈的不仅是诗，共同研讨的还相当广泛。而经兄长指点的这部《西青散记》又恰恰是他所未尝见过的。事后乃千方百计搜求一读。据作者一九二○年日记，他于六月间回国，七月二十四日与孙荃在富阳结婚。九月二十一日返日途中在上海棋盘街旧书铺觅得一部，惜乎版本不佳。抵日后，又于十月十一日，计前后历时一整年，终于在东京丸善书店买到这部古本才算满足。他读罢觉得果然如长兄言之不虚，在书后《小志》之外又加附言：“散记中记双卿事特详，当为摘出之作《双卿记》一篇。”他对这部古本书尤为宝贵，将寄给潜 女是 珍藏。潜 女是 者，孙荃夫人之小字也。从全篇《小志》来看，这并不是赠书之“志”，甚至没有把此书送人的打算。但后来还是把此书送给了富长氏，大概他也向富长推荐；倒反把上海买的那部寄给了孙荃夫人收藏——这部签有“郁文藏书”的四卷翻印本至今还保存在富阳老家里。
长兄对他的这种超乎通常手足的情谊，极自然地形成作者对长兄一贯的尊重逾恒，拳拳服膺。长兄的教导，以至长兄的诗词，铭记常新，在作者早年的日记中屡见不鲜。任择数事，以鉴一斑：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作者返日过沪：“午前出至陶君（按指陶华瑚——笔者）处，觉陶君之精神倍于人。始信曼兄成一份事业要一份精神之言之诚然。”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作者在富阳：“夜月明，三更出至江上，与浩兄（养吾）联句。”一人一句，结句又轮到他，一时不获，就把“曼兄七、八年前留别中语”的“好梦满重城”凑上完篇。次日又“晨八时发曼兄邮片，寄昨夜联句去也”。又如一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作者写《秋夜怀人》绝句七首，其中怀须磨香国翁的一首，后二句云：“犹忆阿兄诗句俊，白头团扇画中人”。尾句就是曼陀《赠土居香国通豫》诗中颈联的下句，这些都是作者十分熟习，随手“借”来的。但作者一生却有两件大事没听从长兄，发生过严重的龃龉。第一件是改医科为文法科。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大正八年（1919）以前，分作三个部别。第一部包括文、法、政、经、商等科类，第二部包括工、理、农等科类，第三部则是医科。一九一四年秋作者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时，选读的是第一部。后来听从长兄的意见，在预科毕业前改读了第三部，也就是医科。长兄为什么要他改读医科？有人以为曼陀曾向诗友、帝大医学教授永坂石埭引荐过小弟，从以后成就考虑；有人说曼陀认为文科不及医科有前途。其实，曼陀是希望小弟读些真才实学的东西，他自己就通家传之医道，但既已学法，就寄厚望于两个弟弟来学习新医术，以延续割股济世的家传。作者在考取一高预科前就曾被鼓励去投考过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并有过“不为良相当良医”的诗句（见张资平：《曙新期的创造社》），结果未考上。而不做空头官，只求当个有用的良医正道出了他们那世为儒医的家传。一九一五年秋作者被分配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选读第三部。但第二年，一九一六年秋季入学时，他却事先不征得长兄同意而突然改读第一部的丙类，并且情愿吃亏一年，重新再从一年级读起。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他贯彻夙志，可以看出他与长兄慎重周密相反的奔放性格来；有人说他是为了实现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心愿。从客观上说，也许都有些道理，当然，最好还是听取“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作者日记载：“夜膳后访大贺先生。归途中，仰视星月，颇有天体有恒，人事无常之感。因欲立遗言状一纸，防死后之无人识我意也：
遗 言 状 草 稿
予生三岁即丧父（以下为简历，略——笔者）……翌年二十一岁更至名古屋八高欲习医，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曼兄不知，怨予志不一定，绝不与交，亦不欲以弟视予。予无力与之争也。平生喜藏书。得钱尽卖（谅系“买”之笔误——笔者）书，故日用时不足。曼兄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欲为之助。此番绝予，想亦此之由。而予卒因不能自明而死（以下为藏书处理，略——笔者）……。
天暖后当小作校外功程，以救目下穷状耳！（原文无标点，为笔者所加）
这真是篇出奇的妙文，只有“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到了一点坏影响”（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才写得出来。他明明不想自杀。他的唯一目的是自明，诉说原委，而且施出了庄重莫过于立遗言状这样的绝招来叫人们相信他的自明的严肃性。——这倒恰恰是我们今天正想听听的，他的本意。他毫不含糊地交代：“因供给不支，改习文学理财”。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看到，当初他进入一高，对校里的科、部情况还基本上是无知的，因而选科“亦没有什么主见”（语见《沉沦》）。但进入名古屋八高，读了一年以后，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他从一高到八高，继续过着好买、好读文学书籍来伴随孤独的生活，特别是进入八高学会了德语以后，对西洋文学着了迷。从各个俄国作家的英译本，转到各个德国作家的德文原本，大量地买来阅读，“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样大量地买书读书，一要有余钱，二要有课余时间。而学校里的现实是读医科要买大量的校定参考书，要付昂贵的实习费。他每月从留学生监督处能领到多少官费呢？“予辈月费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学工者不能于休假其期间往各处参观工场；学医者不能于放课时间入病院实习诊察；……”（1917年3月11日《日记》）他从这点月费中节衣缩食苛省下来的余钱，尽买心爱的西洋文学书籍尚患不足，哪里还能应付浩大的医科开支！因此，他的“给供不足”是这样造成的。此其一。第二是医科的功课又多又紧，他既不能放弃读文学书，就难以抽时间应付繁重的课程，而不应付课程，遭到退学是不行的。改入一部的文法科类，相对地说，规定要买的参考书既少得多，而且不用实习费，功课亦比较清闲。那末是否也由于他志在文学，所谓贯彻夙志呢？他主观上似乎也未必尽然。这时候他好像还根本不曾有当文学家的“志”，甚至还不妨说无定志，还在东想西想：“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为中国雪数十年之积辱；今日更欲成一大思想家，为世界吐万丈之华光。然而世人皆忌我、嫉我、怨我、迫我，使予不得不成一万事投人好之人。 万事投人好， 是牛马奴妾之不若， 而谓郁文为之乎 ？！ （1917年3月7日《日记》）他还说过：“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侯……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而且，他这次改读的第一部丙类，原设有德语法律科、政治科、德语文科等科别，他转入的是专修德语法律的班，却不入德语文科班。他在遗状中说“改习文学理财”，当然，法律专修班，可以包括理财，而文学只能选修或自修的了。
长兄事后得知他又改读一部当然很生气，确实责备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作者最怕的是“不欲以弟视予”，最恨的是“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予为之助”，不再汇钱给他，使他不能多买文学书。少年气盛，最易冲动，有时就恨得“口诛笔伐”。《沉沦》里描写的“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就是这种“不共戴天”时的气概。有时实在穷不过，他又偷偷地向长嫂陈碧岑夫人诉苦告饶，长嫂总能偷偷地接济他。长兄疑其无行是担心他把钱花到“销金之窟”去了。二、三年后逐渐了解了他的消息、生活情况，曼陀自己本来就爱好文学，不过不希望把文学作正业，做空头文学家，既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这场龃龉也就以和好如初而告终。至今有人以为如果作者没有这场抗争改读，日后就没有著名作家的成就。若以此而论是非得失，则两者未必存在直接因果。与作者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都是在日本医科毕业后成为文学大师的。而且作者改读后的专业，对日后的成就来说，与读医，相差亦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改读后确实使他更方便于把“功课丢开”，专读软文学作品。这与郭沫若异曲同工，各人自有其不同的成功之路罢了。一九八五年还出现过一部由《沉沦》改变的电视剧，姑不论像《沉沦》这样松散的抒情小说是否适宜改剧等等其他问题，对这场龃龉的处理，在《沉沦》那段“口诛笔伐”中寻求戏剧冲突，使多少人有点“找错了对象”的失望。大概与上述论得失者一样，都被一些假象欺骗了。
第二件没听从长兄的大事是重婚。一九二七年长兄得知作者在上海另有新欢，据作者七月十五日日记，“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他“气愤之至”，不听。他的回答是：“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7月30日《日记》）以后，长兄大概依据当时的法律，只私自同居，不公开结婚，还不算重婚，因此，要他保证不再举行正式婚礼方暂告和解。一九三九年作者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毁家诗纪》，嘱旬刊编辑陆丹林，发表后在分寄当局各权要时也寄一份给上海的长兄。曼陀读了，感慨系之，随即在《诗纪》的天格上题诗一首：“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断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不久，曼陀即遭狙击殉职。这场兄弟间的龃龉至此才最终结束。至于曼陀的这首诗，后来远在新加坡的作者曾否看见，是否还“气愤之至”，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曼陀题诗后，剪下《诗纪》全文寄给了已处在抗战逃难中的孙荃夫人。这几页《诗纪》，连同曼陀这最后一首用钢笔题写的诗（原诗无题），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
不论是如鱼得水之时，或者是齿舌龃龉之际，长兄对作者各个方面的“内心变革”，都称得上是一个影响最早，也是最大的人。作者自传的第八篇《海上篇》虽只记述他去国赴日，进入一高的事，而事件的背后却从头至尾留着长兄的身影。记述是微妙的，还应看成作者自己也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作者在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二次龃龉事件尚处于暂告和解，颇有消长的晚期。当年“气愤之至”的“愤”固已消弭于岁月，而“气”，看来尚如残雪之难以尽溶也。《海上篇》中描写的到日本后个人生活的困苦状况：“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