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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一起从浙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委员。在中山大学；他一下就变了脸；一天到晚强调学生要服从当局；并且按照戴季陶的方案亲自下手狠狠地收拾激进的教职员和学生。
由这种毫无原则的人来掌权；革命能好到哪里去？郁达夫有点幼稚；但他十分真诚；最看不惯这样的变色虫。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在北京张著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的事情。”（70）右派官员掌握了实权；右派学生就动手收复失地；而左派学生顽强反抗；双方继续吵闹打斗。10月底；广州市学生联合会计划召开代表大会。中山大学学生会中枢委员会指定了九十多代表出席。右派学生大吵大闹；指责学生会不搞选举。10月31日上午；600多学生在校园里集会；怒气冲冲；痛斥学生会中枢委员会“反动”；宣布推翻现有的学生会；另外选派八十多学生出席市学联大会。中午；市学联代表大会在中山大学礼堂开幕；广州地区各学校300多代表出席。大会主席指责中山大学等学校的代表有问题；会场秩序立即大乱；不可收拾。幸好市党部青年部长及时赶到；宣布当天的大会无效；以后另行召开。戴季陶的重新考试并不能清除所有左派学生；两派青年继续在校园里争吵打架；直到1927年4月流血的清党；右派用步枪代替士的棍棒；才硬将左派镇压了下去。（71）
中山大学两派争斗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按照预算；政府在1926年应该每月拨给中山大学13万元；而当局实际上每月只给9万。这9万里头还有水分；包括了搭配的公债券和国库券。另外学校内部管理混乱；领款没有制度；谁跟会计或校领导有交情；谁就能拿到钱。戴季陶上台后；情况没有丝毫改善；学校欠债几十万。中山大学在财政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郁达夫10月20日回到广州；四天后就遇到了“国立广东大学教职员请发欠薪大会”。过去广东大学的400多教职员；这天有300多人聚集在一起；群情激昂。他们说；中山大学整顿；教师职工都被免职；但多年来学校欠了大家大量的工资；不能不还。教职员拖儿带女；就靠这份工资；学校再这样拖欠下去；教师职工和妻子儿女难以维持生活。大会决议；派四个代表向戴季陶情愿。（72）
这次郁达夫回来；直到他后来离开；学校一直欠着他的工资。（73）11月5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准备给妻子孙荃寄钱时的心境：
昨晚上因为领到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74）
最使郁达夫咬牙切齿的；是广州政府从上到下大批既无才能、又无德行的官员大把大把地捞钱；一个个脑满肠肥。有一次创造社作家郑伯奇、穆木天和成仿吾等去南园酒家吃饭；大家即席赋诗。郁达夫的诗把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官员的情况进行对比；发泄了心中的强烈不满：
侏儒处处骑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传海内；竟无 粥润枯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词人到处倍凄凉。（75）
孙中山死后；他逝世的日子被国民党当局定为纪念日。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宣布将孙中山的诞辰（11月12日）也定为纪念日；跟他的逝世日一样列为法定假期。郁达夫回广州后；就碰上了第一次孙中山诞辰纪念。11月11日晚；中山大学在文明路的校园张灯结彩；广州地区各个学校数以万计的教师和学生奉命集中到这里；个个手提新做的花灯；先听政府官员讲演；然后提灯游行；从北到南；又从东到西；绕广州市走了一大圈。（76）
第二天；广州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和船舶等一律奉命停止工作；悬旗结彩。各条马路每隔一段就横跨两边挂上一排灯笼；主要路口建起了巨大的鲜花牌楼。中午十二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东较场召开广东各界大规模纪念会；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全市到处燃放鞭炮。党政官员一个接一个讲演；慷慨激昂。晚上；中山大学校园又是人山人海；放电影；唱戏；歌舞表演；还有游艺会；五场同时举行；一直闹到半夜。广州市内还有好几处集会；并且大放焰火。（77）
郁达夫和他的同事不能按时按量拿到工资；这并不是中山大学的孤立现象。广东的公立学校通通穷得揭不开锅。就在这个月；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已经欠了教职员十一个月的工资；各种日常开支实在没法继续垫付；校长廖冰筠三番五次向政府呼吁无效；坚决辞职。（78）在这样的时候；当局却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奢华的纪念活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矛盾空前尖锐；国民党统治区里问题重重；千疮百孔；但右派和左派官员一起在纪念仪式上大唱高调。这分明是想借歌颂孙中山；掩盖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和统治政策的严重问题；给统治者罩上一贯正确的神圣光环。郁达夫对国民党两派官员的矛盾和广州地区的各种弊病看的一清二楚。他是个正直的人；对于广州的政客台上统一口径；台下你死我活的做法非常反感。这些人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中的虚伪表演使他决心跟国民党当局决裂。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郁达夫第一次明确表示；不能跟国民党的政客们再敷衍下去了：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79）
经亨颐担在任代理校长期间；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制订了调整学校组织系统的方案；准备成立一个出版部；安排郁达夫当主任。戴季陶上任后；参照经亨颐的方案；将学校管理机关分为总务、文书、卫生和编撰四个处；处下面设科。大致在10月底；学校宣布郁达夫兼任编撰处出版科主任。郁达夫说：这是“经致渊〔亨颐〕氏在那里当校长的时候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而为我决定的职务。”（80）11月9日；戴季陶跟郁达夫谈了出版科的工作。郁达夫准备在一个星期内制订出编辑部的组织法。但经过11月12日的纪念活动；他显然不愿意继续在广州呆下去了。几天之后；成仿吾建议郁达夫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因为创造社的骨干离开后；上海的大本营出了一些问题。上海作家蒋光赤来信；也希望他回上海专门从事文艺工作。放弃教授职务；靠写小说吃饭；当然有风险。郁达夫说：“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的精穷。”可是广州的情况确实讨厌。11月17日；戴季陶又跟他谈出版科的事；郁达夫就提出辞职；但戴季陶不肯让他走。（81）
以后成仿吾和王独清又跟郁达夫商量过创造社出版部的事。郁达夫行政能力很强；原来就是创造社处理具体事务的主力。成仿吾他们推举郁达夫为总务理事；催促他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11月26日；郁达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记录这个决定的日记里；他发泄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切齿痛恨：“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82）
11月29日下午；郁达夫到学校向戴季陶和朱家骅等领导辞职。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学校领导当然要挽留一番；郁达夫费了不少口舌。在广州有了一段亲身经历之后；他是绝不肯再留下了。第二天早晨；郁达夫写了两份正式的辞职书。因为懒得跟那些政客磨嘴皮；他托别人把辞职书带去学校：他是走定了。这天跟他第一次到广州那天一样；下着潇潇细雨；但郁达夫的心情是完全不同了。处理了辞职书；他去找朋友；晚上喝了好多酒；“醉了；大醉了。”（83）如果从3月23日在码头上岸算起；郁达夫名义上在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了8个多月；但实际上第一个学期在学校只干了两个多月；第二个学期只干了41天。买船票耽误了一些时间；12月15日；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84）
六、是非与敌友
向中山大学领导辞职那一天；郁达夫回顾了在广州的经历；认为没有半点收获：“一年将尽；又是残冬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说；悲愤往往就是收获。应聘到广东工作的时候；郁达夫对国民革命充满希望；相信换了一个政权；就能出现一个新社会。几个月的参与和见闻；使他认识到；如果不清除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思想；那么；夺取了政权的新统治者仍然是专制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仍然是百病丛生的专制社会。虽然并不使人兴奋；但这是许多中国人都没有看到的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回到上海；郁达夫对自己脱离广州作了这样的解释：到广州以后；发现几千年的腐朽思想在那里有巨大的势力；“我看了来势猛烈；觉得无为牺牲了自己；也于社会人世没有益处；所以就变更了计划；再回到上海来重守旧垒。我想以我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85）
郁达夫认为当时上海的环境比广州好；所以跑回上海；准备在这里对旧文化进行持久的批判。他刚安顿下来；就准备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郁达夫生活习惯不好；有时睡得晚；或者喝了酒；白天就头疼。1927年1月7日；他一早醒来；觉得精神挺好；就拿起笔去写《广州事情》。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是早就想好的。他一口气把文章写完；总共四千多字；到中午一点多就把稿子拿到创造社出版部；安排在马上要付印的《洪水》杂志第三卷二十五期。（86）
在这篇文章里；郁达夫指出；尽管国民党打着激动人心的的旗帜；但它的主要领导仍然是满脑子旧时代的专制思想：“实际上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广州当然还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旧社会。文章列举了广州的种种弊病；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势力最大的国民党右派。（87）
这篇文章交了稿；郁达夫觉得轻松了许多。下午三点；他离开出版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晚饭前看了一些日文小说；喝掉了两瓶啤酒。吃过晚饭；他出去旧书店闲逛；买了几本小说。（88）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文章会惹来巨大的麻烦。
郭沫若看到《广州事情》；大为恼火；分别写信给郁达夫和成仿吾。2月12日；郁达夫收到郭沫若的信。他在日记里写道：郭沫若“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89）
蒋介石当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北伐战争。郭沫若很得蒋介石得赏识；在1926年8月当上少将以后；10月又晋升为中将；11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开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1927年3月被蒋介石秘密任命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90）郭沫若指责郁达夫批评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使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很难办。郁达夫理解他的苦处；但认为他站错了立场：“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个人；或要分道而驰的。”（91）
3月8日；郁达夫又收到成仿吾的信和他评《广州事情》的文章。成仿吾的评论非常激烈。他写道：“我只在这里预告一声《洪水》将要特别注意选稿；我宁可它马上停刊；不愿它再有此类文字登出。”成仿吾认为：“目前是反动势力横行的时候；在我们的眼底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我们的友人；第二种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暂时不应该问是非；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92）但是；如果不问是非；又怎么能够分别敌友呢？大概当时成仿吾认为应该通过一些抽象的口号来划分革命和反动两个阵营；对于革命阵营的行为；即使是错的；也不能公开批评。可是；难道应该只看人们口头上怎么说；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怎么做吗？
郁达夫认为郭沫若的指责还可以理解；而成仿吾的指责就难以接受了。读了成仿吾的信和评论；郁达夫心里很不舒服。成仿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国民党一边；象《广州事情》“这种旁观闲话式的说法；我们是应当禁绝的。”（93）又是“停刊”；又是“禁绝”；为什么就不能让别人讲点不同意见？成仿吾显然受了当时广州坏风气的影响。在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时期。国民党打起革命的旗帜；将自己打扮成唯一正确的派别；而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恢复和加强了东方国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