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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心潮起伏。
牛虻身上的人伦纠葛不是因为革命活动缠结出来的，而是由于“爱人的一个耳光”和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子。一个误会的耳光和私生子的身分伤害了亚瑟的自尊心，使他觉得自己生活在羞辱之中。亚瑟觉得必须离开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逃离父亲和情人编织的伦理语境，到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去。
亚瑟制造假死，流亡他乡。十九年后，他带着漂泊的伤疤重返自己的羞辱地，他之所以敢回来，因为他已是一个秘密激进团体的成员，况且他已经改名为牛虻，脸上的多道刀疤使人再也认不出他就是当年的亚瑟。
改名为牛虻，不是象征性的，而是革命意识成熟的标志。从前，亚瑟是虔诚的修士，参加革命是——如马志尼说的那样——“为了上帝和人民”。如今的牛虻对上帝、基督和教会怀着阴森而又坚毅的憎恨，革命不再是为了民族独立的民主共和，而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 牛虻自己说，他与自己的路边情人绮达在异国过着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有机会解决自己“私人的痛苦”，才接受了革命同志的邀请。
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宗教、革命与“私人的痛苦”（2）
过去，亚瑟不赞同琼玛的“行动主义”，主张革命“必须忍耐”。亚瑟曾经对琼玛说，“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做得成功的”，“意大利所需要的并不是恨，而是爱”。这些倒还像一个教士式革命家说的话。如今，牛虻固执地认为，“短刀可以解决好些问题”。他以资深革命活动家的口气对琼玛说：“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民众不应该习惯于暴力吗？”
脸上总是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的琼玛觉得牛虻太过分了。
革命当然需要行动，但所谓行动只是宣传和鼓动，暴力至多只是“逼迫政府”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琼玛批评牛虻的暴力革命论：“使无知的民众习惯于流血的景象，并不是提高他们赋与人类生命的价值的办法”。 琼玛向牛虻指出，“每一次暗杀，都只足以使警察变得更凶恶，使民众更习惯于暴力和野蛮，因而最后的社会秩序也许比原先要更糟糕”。 牛虻对琼玛的这些观点轻蔑地一笑，在心里回答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牛虻同琼玛经常吵嘴，俩人对人性、道德、宗教乃至人类社会的混乱和祸害的根源都说不拢。琼玛以为，人类社会不幸的根源在于“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牛虻挖苦琼玛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病态的”宗教心理，“要树立起一种东西来向它崇拜”。牛虻的革命动机明显主要针对教会，他要与自己的出生决裂。他对琼玛直截了当地说：行刺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它的目的不是反政府，而是“连根铲尽”教会的“威信”。琼玛虽然是革命党人，对教会还是崇敬的，她觉得牛虻的革命观念是要唤起“在人民心里熟睡的野性”。对此，牛虻坦然回答：“那么我就算是完成了不辜负我这一生的工作了。”
琼玛显得仍然是修士式的革命者，牛虻却从修士式的革命者变成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深刻地描绘过的那种犬儒主义的革命者。
亚瑟是如何成为牛虻的？这一个革命者是因何转变的？是“私人的痛苦”意识。牛虻自己所说的“私人的痛苦”是怎么回事？
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宗教、革命与“私人的痛苦”（3）
不过是一个偶然而又寻常的爱情事件。蒙太尼里神父年轻时爱上了一位女孩子，在肯定是很短促的交欢时，意外地造化了一个婴孩。蒙太尼里当时是修士，除非放弃自己发愿要走的圣途，他不可能做这个婴孩的合法父亲。母亲把亚瑟养大，但亚瑟对自己的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也许亚瑟从小就在寻找自己的生父，渴望得到高贵的父爱。如果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在圣域生活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高贵的父爱。在神父面前，亚瑟真的像一个好乖的儿子。不难想象：当亚瑟知道自己无比崇敬的神父曾犯下偷情罪过，而且自己偏偏是这一罪过的身体印记，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前定地破碎了。
牛虻的“私人的痛苦”是自己父亲的私人情爱的结果，他把这结果感受成自己生存的受伤。有一次牛虻对琼玛狠狠地说：“我是此生此世不曾有过一个朋友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他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父亲。
从此亚瑟开始偷情，偷情是亚瑟变成牛虻的过程，革命是抹去父亲带给他的羞辱。不可原谅的，并不是神父偷情，而是神父不能承当偷情的后果，做一个父亲。牛虻对父亲的仇恨针对教会是有理由的，如果没有教会的圣途对神父的诱惑，蒙太尼里可能就只是一个人之父，亚瑟就不会成为私生子，他的个体生命也不会成为一种耻辱。教会使亚瑟成了没有合法父亲的私生子，成为一次偷情的弃儿。当然，牛虻觉得自己的这个生父也是可憎的，要不是这个人对圣域生活入迷，偷情就不过是一场浪漫爱情，亚瑟也不会没有父亲。对教会的憎恨是因为它杀死或夺走了一个人之父，对蒙太尼里神父的憎恨，是因为他让自己成为私生子。
牛虻的革命动机已经没有什么好想的了。一种伦理——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却强烈地吸引了我。很清楚，丽莲讲叙的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若没有了那些伦理纠葛，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还不如我自己亲历的革命事件。
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革命故事的讲法与伦理
牛虻的伦理故事为何惊心动魄？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生命被感受为破碎时，应该如何生活。
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是否必然是革命意识的酵素？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寻常，也是太人性的事。生活不是按照理性的设计或个人的美好愿
望发生的，而是各种意外机缘杂凑出来的，总会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因无辜的懵懂过错而被伤害、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个人情感生命的破碎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呢，还是生命在体问题？如果个人情感的受伤是生命在体性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因情感的受伤寻求革命性的补偿就搞错了。人类有宗教，差不多就是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耶稣、佛陀、庄子的教诲几乎都在开导人们如何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这些教诲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伦理。牛虻不是从宗教伦理寻求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的痛苦”起来革命的伦理。在丹东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形。革命者当然并非都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要革命。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也有痛苦，他们的生命也破碎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牛虻不同？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对人性的神圣非要重视不可？有人性的神圣这回事吗？
我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搞清楚牛虻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来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带来的伦理后果。
我晓得，这样想是犯法的。
犯什么法？
革命思想的道德法。丽莲的《牛虻》是革命者成长小说的典型，牛虻的人格典范哺育了不少革命者人格，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蔑视人性的神圣的行为才是神圣的，哪里可以质疑？在人民伦理的约束中，一个人不需要、也不允许想与自己的身体切身地相关的伦理问题。
可是，琼玛的眼泪和玛梯尼的抱慰让我无法释然。乘黄鼠狼还没有来，我想赶紧搞清这些问题。
我一无所获。
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叙自己的故事，使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拆开丽莲编织的叙事。
如果让牛虻故事中的每一个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受过的故事，会怎么样？
那天夜里，黄鼠狼一直没有来。我躺在寂静的山坡上，望着缀满星斗的瓦蓝的夜空，眼前出现了玛梯尼和绮达、牛虻和琼玛以及蒙太尼里大主教，他们各自对我讲起自己的故事。
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1）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个吉普赛姑娘，父母在流浪途中生下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寄养给祖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人们常说的母爱或父爱。我一直觉得被父母遗弃了，我的生命感觉从小就不完整。父母伤害了我，他们生我是不负责任的。
我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性感，我的身体承受男人火燎燎的目光太多了，成为少女以后，人们说我“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野兽般的粗鲁的美”。也许这是父母带给我的唯一的生命资产。我原来相信，要是我长得不漂亮，我的命一定更惨。
结果呢？由于我长得漂亮，我的命才变得更惨。由于我长得漂亮，我的命才与牛虻缠在一起了。
牛虻流亡时途经我祖母家，他一见到我就对我入迷。本来他只打算歇一下脚，却为了我干脆寄宿在我祖母家，每时每刻围住我转，纠缠我。我迷恋上牛虻的热情和幽默。他也很有学识，懂得好多什么“主义”，还有语言天赋，会写尖刻的文字，有满肚子的故事。同他在一起，我总是被逗得笑个不停。但牛虻只是喜欢我迷人的漂亮、性感的身体和野性的性格，并不爱我。我知道，只是喜欢我的身体和漂亮还不是爱，至少不是我想象的爱。我对爱的美好想象是精神的相互依恋融化在身体的相融中。可是，我并不能把握自己，虽然我知道牛虻只是喜欢我的身体，只要跟他在一起感到愉快，也就无所谓了。
我离开了祖母，和牛虻一起浪迹他乡。牛虻喜欢唱歌，我喜欢弹六弦琴。我们生活得好愉快，这样一起过了六年。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回意大利，当地一个秘密革命团体请他去主办一份革命小报。
对我们吉普赛人来说，在哪里生活都一样，只要能和自己心仪的人在一起。我随牛虻一起回到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人们都知道我是牛虻的情人，但从此牛虻很少与我在一起，常跟他的革命同志们在外鬼混，忙他的事业，不像以前那样纠缠我，只是在需要我时才找我，不外乎抱着我吻我的乳头在我身上四处乱摸与我做爱而且匆匆忙忙。完事后他又去干自己的革命。牛虻常生病，但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接近他，我总是坐在他的房门外候着。
我一直爱着牛虻，以一个女人的心爱他。牛虻说这种爱既是伊壁鸠鲁式的又是柏拉图式的，在身体情欲的沉溺中摸索精神的欢愉。他总喜欢对自自然然的事用什么“主义”来说明。我只知道，爱一个人就是晓得他的习惯，喜欢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想抽烟，爱听什么歌。我就这么爱着牛虻，虽然他对我越来越冷淡，我还是不断劝他，不要卷入革命，那是危险的事。
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2）
有一次，牛虻病了，他的革命同志来陪伴他。我实在忍不住，对牛虻的革命同志说：
“我恨你们这批人！你们到这儿来跟他谈政治，他就让你们通宵陪着他，并且让你们给他止痛的药吃，我呢，倒连在门缝里偷看一下都不敢！他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把他从我手里抢过去？”
我的生活就这么破碎了。革命是我的情敌，我只想同牛虻过自然的生活，希望他爱我。但牛虻似乎更爱革命。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牛虻那么钟情革命，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还是生理上的刺激？因为革命，牛虻变得对我很粗鲁，颐指气使。连琼玛也看不过去，她对牛虻说：
“我不懂你既然这样厌恶她，又为什么要跟她同居呢？照我看起来，这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对于一个女人的侮辱。”
“难道这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