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0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60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1960年底从黑龙江虎林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凤霞、大牛（长子吴钢的小名）、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60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也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孩子们，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双居然能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约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以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员在干什么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1）
注释①《新凤霞回忆录》，新凤霞著，叶圣陶作序，常君实编辑，1980年8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 1982年7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新凤霞的第二部回忆录《艺术生涯》，艾青作序，常君实编辑。 注释②在我们的家庭里，避讳“可怜”这两个字。凤霞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在得病之后，她曾对我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你就给我走开！”我对她说：“你别多心。你会好的。我把你看做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场竞赛当中受了伤；只不过伤势重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痊愈之后你还会登上舞台的。”事实上不止一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是信心百倍地为她进行治疗的。 可怜②的凤霞于1975年突患重病，不能转动，送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医院当时把她所患的“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以致形成至今未能痊愈的左肢行动不便的后遗症。在三年之后，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时才得到确诊，而现在患病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和我相识的某一些女同志那样，凤霞对待生活心胸不够开阔，想不开，爱后悔。常常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得病的这四年多以来，更爱说：“假如我没病的话，我……”尤其在看戏的时候，看见同时代的小朋友、老伙伴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受不了，就难受得要命；若不是我或孩子们在一边打岔、说笑话，扯开或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便会流下泪来，活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尤其是晚上坐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熟悉凤霞的人都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她从来就是个一刻也不能闲着的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写她幼小时在家里、在师傅家里、在前台后台、在工厂、在种种不同的场合里干各种劳动活的情况。在劳动上，她是个真正的多面手。除去她的本职工作演戏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外，她会做各种面食、烧菜——能为她喜欢的客人亲手烧出整桌的筵席；能裁剪、缝制衣服，从中装的丝绵袄到西装的外衣裤以至衬衫。又能织各式各样的毛衣，多少年来我和孩子们以及她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她一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