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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目前还贫穷落后，但吃的方面富甲天下，谁也比不了。
他到中国是去干什么的呢？是应这个南方省的要求，协助中国开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他也参观过中国现在的印刷厂，接触到中国的印刷工人，在手工技术方面，中国工人技术很高。至于打算新建厂的现代化程度，中国人表示要慢慢来，用十年时间过渡到全部现代化。说到这里，他的表情严肃了，说：“对我们西方而言，十年时间很长；对中国，十年很短。”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
这个印刷厂的业务情况是承印自己出版社的二十五种定期刊物，承印外来的刊物则有一百多种。从他们接待室里书架上摆着的印刷样品看来，大都是十六开本的大型彩色有光纸的期刊。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一本期刊编写完稿送到工厂到排印出版需要多长时间？
经理回答说：“一本二百八十页左右图文并重的刊物，从发稿到印刷装订完成其中还包括一次校对的时间，共须四十八小时，就是两天。”
呵！这难道不是传奇吗？
我们的书刊从发稿到出书，定期刊物快的大约是三个月，出书则一年两年也说不定，即是快的也超过人家印刷厂四十几倍的时间。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华国锋同志访问日本的图片是在四个月以后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刊载出来的，画报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朋友说：“呵！华国锋又来了！”
人家的速度我们听到认为是“传奇”，我们的速度人家听到应该是“神话”！
记得在40年代的旧中国，我们也办过带有彩色图片的期刊，从发稿到出书一般半个月左右，抓紧一些，十天、一个星期时间也够了。据说今天一些我们的大印刷厂的机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现代化设备，条件不比上述的西方印刷厂差，我们之所以这么心安理得地缓慢爬行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恶果。
不能再这样自暴自弃甘居下游了。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5）
十、“绝命诗”
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诗人陈迩冬，彼此都是劫后余生，相见恍如隔世。他问我：
“你在欧洲做诗没有？”
我回答说：“做了一首。”
就说说做了一首诗的经过吧：
威尼斯是我们去意大利的最后一站，也是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威尼斯大名鼎鼎，早已非常向往，从少年时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时就向往她了。城里的里拉尔多桥就是莎翁写《威尼斯商人》的地方，走到桥上感到特别亲切。威尼斯和我们的苏州是姐妹城市，因为她们都是水城，但是见面胜似闻名，她的多水的程度，苏州可比不上。城里水巷纵横，很多人家和店铺跨出大门就是水，几乎家家都有自备的船只。船的形式大都是一样的，非常漂亮俏皮，两头尖尖地向上翘，看上去觉得轻快。
我们住的旅馆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出门是陆地；另一个大门本身是一个码头，出门就上船。我们趁的这条船是一艘汽艇，比上述的一般家庭用船要大一些；船舱里对面两排坐椅可以坐八个人，船头是司机的位子，船尾是一张长椅，可以并排坐三个人。
第一次趁船出海的经历是非常新奇的。船离开码头在水巷子里行驶时是相当缓慢的，但是驶出水巷进入亚得里亚海，离岸渐远时，司机忽然加快了速度。
在七月的阳光里，我坐在船尾三个位子的当中。威尼斯的天气比法国热一些，然而海风拂面，觉得很舒服……船速的改变来得过于突然，司机事先没有任何暗示，我们也没有经验；原来缓缓而行的游船，使人感到“春水船如天上坐”，十分幽闲潇洒……现在一家伙突然变成了离弦之箭！机器加快了转动，响声大作，飞驶的船身激起大量的水花向身上扑了过来。坐在我左侧的伙伴被水激得猛然跳起来，极其敏捷地一眨眼已经进入了船舱。剩下我们两人没有动，我不知道右侧的同志有什么思想活动，而我可立即产生了联想；会不会翻船呢？假如翻了船便将如何？有个念头猛然浮到心上，后悔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少下了点功夫，以致造成了终生的两大遗憾。
第一是我没有学会游泳。其实当年尽有游泳的机会，也不止一次下过水。但是泡泡水就算了，始终没有正经学一学；直到如今，大概只能游个二三十米就得逐渐下沉了。如果翻船必死无疑。
第二是我没有学好外文。其实我很早就学法文，也有许多很好的法文老师，但是就是不用功；懒得背生字，学到复杂的文法和人称的变化更头疼；加上四十多年从来用不上法文，就把当年学到的一点也忘光了。何况这回又到了意大利，假如见到了意大利阴间的阎王老爷，连说都说不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死于此地，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得诗一首，五言绝句。是一首“遗诗”、“绝命诗”。诗曰：
生长中华国，
葬身威尼斯；
平川六十载，
水底一刹时。
其实我今年六十三岁，说“六十载”，四舍五入，取其成数耳。
我读给陈迩冬兄听时，他连声叫好。在这之前我也念给严文井同志过，他也说好，让我写出来。
其实这完全是一首没用的诗，真要是翻了船，死了，谁也不知道。现在是船也没翻，人也健在，就更是纯属废话，毫无意义了。只因为代表一刹那，像电子计算机那么快的思想和感想；又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就写下来了。
因此我要对孩子和年轻的同志们说句正经话：
“你们要学会游泳，还要学好至少一门外语。别学我少不努力，老来后悔。”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6）
十一、在法国的女儿
飞机从巴黎起飞，到美丽的地中海滨山明水秀的尼斯降落。飞机场有一群来迎接我们的法国朋友已经站在机场海关的出口等着我们了。
远远就看见一位身段修长，面貌娟秀，微微含笑站在人群后面的年轻妇女；更使人注目的是由于正是夏天，肩臂赤裸，她周身被太阳晒成发红发黑的颜色；给人头一个印象，好像是我们熟悉的第三世界热带国家的女人。但是走近来便看出她是中国人，说的是带点南方口音的中国话。
很快我们就熟识了。尼斯有一个中国人家，家主人是在当地居留多年的车医生，但是医生在两年前去世了；由于是闻名的医生，所以留下了当地闻名的“车家”。车夫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法国夫人，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益世、次子益国、小女儿名叫益家。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有益世夫妇和益国；那位中国少女是益世的妻子，名叫王昭。
王昭的名字好记，她比王昭君少一个君字。更与巴黎大不相同之处的是，她是在尼斯很少见到的一个中国人，而巴黎的中国人很多。
同样是中国人的车益世兄妹则看上去更像法国人一些，益国在1980年末或1981年初则将回到中国来进修大学课程。
车夫人全家怀有对祖国亲人的无限深情。我们到尼斯的当天下午，他们举行的一次家宴，显然是经过很长久的充分准备工作的；有几位中年的法国夫人，看来是她家的最好的亲友，到厨房帮助车夫人亲手制作食品。客人纷纷来到，其中有从几百里外的城市驱车赶来的，而且还特为我们邀请到从中国派遣来法工作和学习的科技工作者；在法国的东南利古里亚海边风景胜地遇见祖国同胞真是感到意外的欢喜。车家的具有浓烈的中国风格的客厅里坐满了客人，充满了欢声笑语；安静的王昭却始终坐在我的身边，我们的一位同行者问她，你为什么总和吴祖光坐在一起呢？她在这之前已经告诉我了：“因为你很像我的父亲。”
王昭的父母多年分居，父亲在美国经商，母亲一人住在香港，而她自己远嫁尼斯。显然，这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女孩子这样长久地和我坐在一起，出自她对父亲的怀念。她对我的亲热自然使我也想起从小便对爸爸最亲热的我自己的女儿小双双。我非常希望有一天王昭和小双双成为一双好姐妹。
坐在王昭另一边的是她的丈夫益世。这也可能是法国青年的习惯，年轻的益世留了一丛小胡子，但却掩不住脸上还留着的稚气。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车夫人的卧室，里面摆设许多东西方的小古董，中国字画，车医生生前一定是一个风雅之士，能写能画，挂着他书写的古诗条幅。他们又带我去看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用兽皮铺着的卧榻，使人感到舒适和温暖。他们的弟弟益国正在恋爱，是外地来尼斯就学的女学生，长得活泼美丽。小妹妹益家，法国名字叫玛丽克莱，还在读中学，和她妈妈一样也这么温柔娴静。
来到车家做客，谁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艳羡的、和平而幸福的家庭，正如室外花园里的绿树红花放出的一阵阵清香般地使人沉醉；尤其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乱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假如有这样一个安宁幽美的环境来读书写作，真是非常理想的，使我为这一家的主人车医生的不幸早逝感到很大的惋惜和遗憾。尤其是听到一位来客提到车医生精通中西医道，而且还能用中国的传统针灸治病，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永为他生前的病人所怀念。我想，现在的车家全家是在当地人民的崇高、温暖的友谊中生活的。
因此，当我听到王昭对我讲，她和益世将在半年左右就要离家远行，并且将长期定居异乡时，我实在感觉意外，十分惊讶。
王昭说，他俩已经决定移居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岛，到那里去工作，去生活……我问她：“为什么到那里去？有什么人在那里？去做什么工作？”她的回答是，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计划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就是想去一个人少的、远离城市的、有待于开发建设的、自然风景美丽的地方；因此首先是在地图上找到这块远处太平洋中部的幽静小岛，然后去做了一番实地观察，最后作了长远移居的决定。
一对年轻夫妇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前途，至于工作呢，她说得同样轻松：由于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方，全岛人口也不过几万人，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工作的选择对他们说来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
在尼斯只留了不足两天，王昭小两口和益国一直没有离开我们，陪我们去了海滨浴场，去了著名的摩纳哥公园，以及更著名的蒙特卡罗大赌场……一直送到第二天下午离开法国边境的飞机场。他们站在检票口外面，看我们走出很远，一直到视线已经看不清的远处，回头仍看到他们伫立的身影。
益国将到中国来读大学，这总要几年的时间吧。益世和王昭将要离家远行，那么车家这所房子里将只剩下车夫人葳妮安娜和她的小女儿玛丽克莱了。这在我们国家里将是难以想象，除非像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用暴力驱使骨肉分离。
我不知道王昭此刻是否已经移居塔希提，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从他们自身的极为轻松自如地谈着这样的安排和设想时，看来用不着我为这个远在法国的女儿瞎担什么心，他们只凭自己的理想就完全可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但这毕竟是我到尼斯两天当中感到新奇的事件，所以记下来说给我们的年轻人知道。
十二、欧洲人的趣味“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的大政治家管子说的，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生活面貌。人假如连衣服都穿不暖，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懂什么礼貌、道德、光荣和耻辱？还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生活趣味？文学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贫困和不幸也创造文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忧患、备受摧残的中国人民，由于愚昧反动的封建统治，尝尽了丧权辱国的苦楚，而且几乎是普遍地沦为贫民和难民。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获得了全国解放，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进入休养生息，兴旺富强的道路。不幸的是，另一种愚昧狭隘的偏见，早在“四人帮”肆虐之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