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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的命运的。凤霞是北京市的演员，当然一切都得听北京的领导，她的直接领导就是当时的李伯钊同志，是北京文化界的权威人物，凤霞是当时北京最年轻最轰动的女演员，她的终身问题自然成为领导同志首要关心的问题。凤霞后来告诉我，这位大姐经常找她到家里，为她介绍过很多“进城”不久的中青年领导同志，而她对这些同志都认为不是她的理想，她惟一应付之策便是叫一声：“伯伯、大叔……”拉开距离，远远走开。她告诉我这是在“旧社会”学会的日常应付外界困扰的有效方法。当然假如遇见了真正的麻烦，这种方法远不够用。我至今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也参加了的在中山公园召开的集会，我的朋友画家丁聪——今年八十二岁，大我一岁却仍被人呼为小丁至今——在散会之际，走到伯钊大姐面前，冒冒失失地说：“我投吴祖光一票。”遭了伯钊大姐狠狠瞪了一眼，连我都怪他多话。北京市当时的文化局副局长曾有一次约凤霞夜戏散场到他家里谈话，凤霞应命去时，敲开房门，这位局长却是穿着绣花睡衣，拥着红缎子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脸地和她谈话，凤霞转身便跑出房门。 由于当时凤霞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干扰，促使我们的婚礼作了隆重举行的决定，地点定在我幼年时便久已驰名，并且设在我家近邻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大院和大厅，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这在1951年的当时是北京文艺界的一件盛事。我请来的证婚人是郭沫若。凤霞的主婚人是阳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欧阳予倩，介绍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京城文艺界的大师老友和我们的多位年轻朋友都来了。周恩来先生打电话说马上就来，但保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又接到电话通知，临时有紧急任务不能来了。过了几天周总理邀请我俩和老舍、曹禺两对夫妇到他家里晚餐，作为补报。那天凤霞剧团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来了一大伙天桥江湖卖艺的老伙伴，什样杂耍、曲艺、相声、武术、杂技演员，真叫做极一时之盛，我们都开心极了。 这显然是我的意外收获，真叫我满怀喜悦和幸福，和民间艺人的交往是我从小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和我渊源有自，我将会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许多从知识分子那里难于得到的生活和知识的营养。 和凤霞的结合我当时认为是我一生幸福的开始，我满怀喜悦之情，认为我将永远这样幸福生活下去；以常识而言，这完全是应该容易做到的正常现象。过去旧中国，外侮连年，刀兵水火无法躲避，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未来只有平安欢乐，是肯定无疑的。 1951 年吴祖光与凤霞新婚，于北京东单栖凤楼家居门前 1954年我用在香港做电影编导挣来的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面买下马家庙胡同的四合院的大房子，主要是为把我患偏瘫的父亲和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来终老天年。此外我也为了从小受苦的凤霞从此有一个长期安居的理想住所，这当然也是我俩永久的愿望，凤霞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又是北京当时最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大街附近闹中取静的一条胡同里，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隔壁。我和凤霞婚后曾去上海探望过父母，两老都十分喜欢这个美丽温顺的儿媳。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依然从事书画，但只能倚仗左手活动。父亲当时便发现凤霞也能提笔绘画，原因是她从小唱戏，长大演主角，所有戏衣都需要自己置备，便在家和母亲一起自己剪裁刺绣，自己画花样，竟打下绘画的基本功。这大出父亲所料，非常高兴；尤其由于自己的十一个儿女中，竟没有一个学画的就越发高兴了。 说到凤霞学画应当提到在这之前，我住在栖凤楼的时候，那时我没有电影拍摄任务，无忧无虑，经常找寻快乐。有一次我在家请了一些客人，如前辈梅兰芳、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我的同行老友于伶、陈白尘和前辈书画家齐白石、于非NFDF6以及住在同院的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来我家吃晚饭。十多位朋友把我家客厅坐满了，齐白老是由他的看护人武则萱大姐陪同来的。齐老坐定后，我为他介绍在座的各位，他看见凤霞之后便目不转睛地被吸引住了，坐在一张大沙发里看着。武大姐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齐老生气了，说：“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凤霞走到面前说：“齐老您看吧。我是唱戏的，不怕看。”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郁风站起来说：“齐老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凤霞立即跪在地下叫“干爹！”齐老非常高兴地收了这个干女儿，并且在一家湖南菜馆请了一次客。 新凤霞在当年自家的四合院书房内 以后我和凤霞多次去看齐老，齐老每见到凤霞都非常开心，有时有他的几个学生同在齐老家，常常要其他人回去，独留下凤霞教她一人，并且常常叫他最信任的裱画工人刘金涛陪凤霞同去，而且不止一次用身上挂着的钥匙打开常年紧锁的大柜，叫新凤霞随意取用他锁在柜里的大捆钞票，要她吃他放在柜里的点心。凤霞看见点心已经发霉生毛仍吃下一些，钞票从来不拿，她告诉干爹：“我有钱，您留着用吧。”齐老还领着凤霞去参拜他已故世的夫人挂在屋角廊檐上方的灵位，叫凤霞拜“干娘”。可惜凤霞演出十分繁重，不能常去跨车胡同齐家。我随凤霞去过几次，在老人的门房、清宫老太监老尹手里买过几幅老人的画，而很少直接去买干爹的画。那时齐老的画“润例”价格十元一尺，我花钱去买，怕老人不收钱，而老尹有些画，是老人平时不给他工资，只是一月给一张画作为工资。只有一次陈毅同志来我家，要我和凤霞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我代陈毅付了三十元。我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只是凤霞演出十分繁重，虽然干爹特别喜欢她，但她去得很少。干爹却几次到剧场看她的演出，而且戏散了仍坐在剧场外厅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凤霞只是凭着干爹的几次教导和公公在家时很少的指点，在几年后受迫害致残后成为一个画家的。但是由于她的毛笔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要我写字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画，等待我慢慢给她填补题字。她爱说的就是：“干爹说的，我画画，你题字。夫妻画难得：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凤霞在天津南市贫民区家庭长大，从小在“堂姐”家里学戏，受尽折磨和辛苦，第一个心愿就是把戏学好，挣钱养家，另一个心愿就是学文化、识字。开始挣点钱了，就只能买小人书看，她多么希望能识字，看印着文字的书。 住在栖凤楼时的另一件大事，是住在我们大院楼上一间大屋的好友盛家伦对凤霞在音乐，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识方面的帮助。家伦学贯中西古今，是国内极为罕见的音乐大师，又是著名的“鲁男子”，平日对女明星及名女人极漠视，不尊重，但对凤霞却十分重视、爱护，经常给凤霞讲课，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学方法。凤霞十分认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戏演完还上楼找他长谈。家伦长年过单身汉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建议干脆请他下楼在我们家吃饭，还买了一块小黑板作为凤霞上课之用。凤霞向盛家伦学习的项目之一是识乐谱，但对此悟性甚差，我发现她始终学不会五线谱，即使最简单的简谱到老了也没有学会；正像我后来在电脑流行时，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 凤霞认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室书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马家庙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为她安置新购买的一个雕花嵌石的小书桌，旁边一个红木书架，买了一架书给她阅读。学习的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小说排满了一书架，看到她满心喜悦的样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的家庭“回首往事”：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3）
吴祖光、新凤霞与母亲周琴绮及儿子吴欢 凤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创腔、排戏，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并且开始了写“作文”，作完了拿给我看。她进步之快使我惊讶，在这期间，她曾参加过大约半年官办的“六联学校”，是六个单位合办的一个为文化不高的来自农村的老干部提高文化的学习班，她也是非常认真，用功学习的。她的头两篇作文：《过年》和《姑妈》应该就是学习的“作业”。现在回忆，时间大概是1957年的春天，我查了一下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集《新凤霞回忆文丛》竟没有收进这两篇文章，该是很大的失误，也很难弥补了。当年这两篇短文就放在我的书桌上，正巧《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到我家来为该报第八版约稿，看到这两篇短文，十分喜欢，我就给了他。第八版是专发文艺创作的副刊，很受文艺界的喜爱和重视，发表之后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首先就是大家尊重的长者叶圣陶先生，并且马上电话通知我，说凤霞两篇小文引起他很大的震动，要我鼓励她多写，而且希望和他见面。为此我和凤霞一起到东四八条叶家去看望过他，叶老十分热情地夸奖凤霞的成绩，告诉我凤霞的作品具有真挚的生活气息，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希望她坚持写下去，要给她充分的条件。老人对她的关爱和期待之情使我十分感动。假如时势太平，生活安定，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1957年，我——抱着赤诚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国的怀抱，把家藏的价值连城的二百四十一件无价之宝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接着动员妻子把她全凭自己血汗，甚至有许多亲自手制的戏衣、头面……几个大戏箱也全部捐献。却成为“反党”的“右派”，而妻子对我一腔忠贞、一片赤诚，只因为断然拒绝文化部一位领导要她和我离婚的威胁，她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风华正茂，在人民的舞台上正在迸发光芒，冠绝当世，就凭她一片坚贞，也凭她在舞台上的奕奕光彩，场场演出都为剧团挣得满座，以大量收入养活全团的时候，闭幕后却不容谢幕就得到后台去劳动，倒痰盂、扫厕所，服贱役、受虐受苦…… “反右”以后，我被送到北大荒受了三年磨难，同去的一批“右派”，有的人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我应属于不幸中之幸，原因是要利用我写剧本，所以一年之后便把我从“劳动”中调到农垦局的文工团，从事写作。于是保得健康身体，三年后平安返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从北大荒回家的那天，凤霞带着三个孩子把家居的四合院布置得焕然一新，贴满“欢迎”字样的剪花、剪字，喜气洋洋的光景。但临去北大荒告别因“中风”而口齿不清的父亲的形象也涌到心头。又想到接得电报“父逝速归”时已过半月，只有悲伤落泪的情景。自然也会联想到三年前告别父亲时不敢说明我被诬为“右派”，只说是因公出差，父亲已半身不遂，全家把报纸、杂志对父亲封锁怕他知道真相导致病重，更想不到半年之后父亲会和我永别，而以后又出现了更加粗暴野蛮的“文革”，把我关到了所谓“干校”，使凤霞也失去了自由，从而使我高年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婆婆”虽然年近九十仍负起一家的重担，最后精疲力竭在医院去世。 凤霞受苦受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所致，而我这“右派”又从何而来呢？我现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竟是受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又是同行的阴谋陷害所致，这个“老朋友”就是备受尊重的前辈剧作家田汉。1957年田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当掀起“反右派”运动时，他以与我观点类似的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发表了与我观点相同、而措词比我更为尖锐的言论。在他自己看来大祸临头之时，和当时几个上层人物如周扬、夏衍——有他太出乎意外了——共商挽救之策，决定移祸于我。就派人邀我去参加一个少数人的“提意见”座谈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凤霞极力拦阻我，而我认为是对党提意见我非去不可，凤霞甚至拦在门口，我用大力将她推开，几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