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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这个问题很精彩。因为我第一张木刻发表时，以为它印我的画，我得送钱给它，没有想到它要给我两三块钱，这太开心了。这之中的相互关系当时还不明确，明确之后，每做一张，就有钱拿了，这就叫美术家。鲁迅就是这样靠稿费过日子的。炒作我是没有的。具体的讲，我从不和拍卖行发生关系，我不喜欢这样。不是说拍卖行不好，它也在推动艺术的发展，但我不希望它替我卖画，因为我担心我的画的价钱被别人提得这么高，人家不买了怎么办？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很多人劝我要同拍卖行联系，在香港，关系很正常，卖了画拿了支票去银行，没有多余的东西。画廊向我买画，是有这样的事。那么，画廊卖的价钱不会是向我买的一样的，他要加价，否则，他赚不到钱。台湾找我开画展，我说我的画固定的价格，人家找我买就行了，为什么要向你买呢？所以，画廊和拍卖行说“黄永玉不好打交道”。我不喜欢搞什么派，我的一个学生20年前在美国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被我骂得很厉害，我认为他没有出息。画家的生产关系同戏剧家不一样，戏剧家需要一种组合，一种集体的力量。画家不需要，我常讲画家是狮子，不是狼群，狮子干自己的事。而雕塑家也是需要协助的，米开朗基罗2000多件作品没人帮忙是完成不了的，他只能自己做小稿子，其他由工人来做。画家不一样，达·芬奇从头到尾是自己画的，蒙娜丽莎画了五年，如果近距离看他的画，你就知道为什么连最优秀的画家都不能不佩服他了。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所艺术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张达·芬奇的画，一个女孩子的头像，外面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近看，眼睫毛在瞳孔的薄膜上有一个阴影，仔细分析一下，看到眼睫毛似乎在起伏。如果每个人都仔细地分析他，发现他原来是这么高明。事情就是这样，有的需要集体，有的需要个人。从过去的美第奇到达·芬奇，从今天的有钱人到画家，说钱的事情很正常，没有这种事，画家清高不起来。如果一位画家躲在深山的洞里清高，他连饭都没得吃。扬州画派那几个人所以生活好，是因为有很多扬州商人在买他们的画。即使一两个画家清高，也是在一种夹缝里生活。真正清高怕是做不到；空谈清高没什么用。社会关系是这样的，居于城市中，文化生活靠城市，习惯就是这样。
问：您展览作品中有一幅画的是新会鱼灯，您是60多年前去的新会，为什么60年后才创作出这么精彩的画？
黄：我以前也画过。解放初期，有一次在新会过的年，有一条街，两边都是树，紫荆花树，过年时一条街高低都挂着灯，到晚上人走在下面，就像金鱼一样，很美妙。解放后我问别人，他们不知有这个事，我感觉遗憾极了，所以，我不但画，有时我还骂人，说现代人都忘了那种美好的东西了。
问：您以童真的心态看这个世界，您是从什么角度看待您的作品呢？
黄：某种风俗在人的一生是难忘的，比如福建泉州的人爱花，连老太太都买来插在头上，到后来没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它呢？这有什么不好呢？每一位朋友对过去都有美好的回忆，可能是很小的，可能是一大片，永远忘不了。我记得小时候街上卖水仙花，我买了放在家里，后来就会常常想起它的香味，马上会想到少年时代的事情。美术、音乐就是这样，音乐常让人想起没有过的回忆，如拉洛的西班牙音乐常让我想起西班牙，其实我并没有去过那里。广东音乐我也常听，这一两天集中在听广东老人的清唱。忽然想听的时候，这一定有个原因。所以艺术就是起这个作用，让人们的生活完美起来，有意思起来。
问：您创作的动力是不是先有文字，或者还是先有其他的什么动力？
黄：有的是先有一种轶事，有的是先有一种感觉，然后才画。所以，你看我画上的题字，有的文不对题，这是因为画完后，觉得不过瘾，再写一段题字，之后又写一段，以至越来越多。多年前，在中央美院听报告，那个报告没有意思，但不允许走，因为它起着一种互相监督的作用。我就坐在门外的石礅上，一边听报告，一边观察那扇门，那是一扇绿色的门，它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有一种斑驳的感觉。于是，我溜回家，根据这点感觉画了一幅荷花。你说，这个主题哪里来的，是荷花给我的，还是那点绿色给我的呢？近些年来，我与一些画国画的朋友在一起，他们都是很高明的很有深度的画家，但我觉得他们越画越没有意思，老是一种笔墨画来画去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有一天，我们又谈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想得太具体了，没有享受到一点笔墨的趣味，你可不可以甩开这个东西，画原来的东西。画一幅对比强烈的梅花，主题是对比强烈，而不是梅花；有运动感的梅花；或者再画一张雾里的很薄很淡的梅花；或者晚上的梅花。画各种各样的梅花，不就有意思了吗？他们说可以试一试。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相信创新，只相信好坏，画的价格不在于新，而在于好。用新来代替好，那成了什么画呢？我说今天有这么好的彩色照片，画家们应该看一看，对国画是有益处的，可以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是有感觉的，我们喝茶就是一种最好的感觉，你可以品味它，认为它不像鸡汤、鱼汤、糖水，这就是感觉，绘画也是一样的嘛。没什么创新不创新，我们的理念没有立体化，太平淡，太薄了。
问：您人生中哪次经历最令你难忘？
黄：“文化大革命”。你们还没有出生呢。
问：是什么从小就引导了您画画的兴趣，而且维持了一辈子？
黄：老话讲“习惯成自然”。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是教美术和音乐的，我母亲是1923年的共产党员，还是凤凰县的宣传部长。我父亲后来潦倒了，没有工作了，但他的作曲和旋律感很好的，虽然他没有教我，但我还是有一种感受吧。是我母亲让我知道了达·芬奇是一位大画家，但也是没有具体教过我。八九岁时，我父亲用一种材料画了一只狗，我那时觉得他画得不好，不像，反正没有真狗那么好，我父亲意识到我的不满后，他就瞪我。所以，我对画画来说，小时有所感慨。从小学开始，接触到了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我们照着这种方式画壁报，得到了女学生的兴趣。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嘲弄人生的，产生一种幽默感。什么是幽默，我告诉一个说不清楚的专家，“正常的情况失去平衡，就叫幽默感”。某位首长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这就叫幽默感。凤凰的百姓特别有幽默感，所以，我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幽默感。中学后画画时常常出现幽默效果，也常从幽默的角度来欣赏。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客观地对待现实，像卡夫卡讲的超脱，文学中所讲的痛苦。我常能够从欣赏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遭遇，也从欣赏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技巧，这样，就能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从这个角度来开展美术工作，感觉就不一样。解放前总有人说我的作品不一样，反映现实总是用不一样的方法。比如在“文革”的时候，我站在台上挨批，一个老同志就说我创作的出发点总是快乐。我就想，你说对了；没有快乐怎么能够有创作呢。我在画毛主席纪念堂的大画之后，反映很热烈。记者采访我，问我创作时有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当时很着急，想快些画完。这个回答不能让他满意。又继续追问，还不满意。我就和这位记者说，你想听到我说“很怀念毛主席”之类的话，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一边悲伤一边搞艺术创作呢。所以，我感觉到任何一个艺术创作，不管它是描写什么，本人要客观，因为这是工作。有的人喜欢在创作时放音乐，培养创作情绪。我说音乐只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对工作是没有帮助的。当年沈从文生活很困难，那时他有一部收音机，虽然效果不好，总是发出“哗哗”的声音，但他写作时还是打开，这是为了挡住另外一种影响，我有时开音乐也是为了这个意思。人有时自己骗自己，用交响乐、贝多芬来骗自己，让自己感觉是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其实画画的人，像泥水匠，木匠一样，总是邋邋遢遢的，画画时玩一种潇洒的风度是不可能的。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10月［广州展］（8）
问：您在画画时有没有想过如果观众不喜欢怎么办？
黄：没有，绝对没有，我不管这个。上次在北京看画展，一个年轻人问我：“你怎么没有意见本啊？”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他：“你老实看画好了，你就会听见别人的意见了。”我也没有意见本，也没有签名本，这些东西不重要。我努力了，我的水平到这个程度，观众会原谅我。
问：凤凰是您的故乡，湘西的生活对后来艺术的升华产生了什么影响？
黄：我曾经说过，我常回凤凰是因为本事用完了，回家乡长点本事，就是现在所说的充充电。我在家乡待到12岁，我对人常吹牛夸家乡好，人家不信。现在看来家乡还是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终生咀嚼的影响。
问：您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学作品？
黄：沈从文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不同年龄的人、不同水平的人能有不同的理解。长大之后，觉得他对家乡的情感这么深厚，每个家乡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再长大一些后，觉得他用词很美，舒坦，文字巧妙。四五十岁时，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先生，左派的聂绀弩从我家借了一本沈从文的小说。几天后他还给我，说沈从文能在21岁写出这么伟大的小说，写祖国和人民这么深刻，他正像普希金所说的是一个“俄罗斯式的伟大的天才”。共产党是承认他，可是，过去尽误解他。他也需要言语的条件嘛。最近我推敲他的散文的结构关系，认为他的小说值得研究。他曾在西南联大教没人教过的“小说作法”。
讲谈会到4点20的时候，王璜生说黄老高龄，今天很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结束。可是先生说“我没有问题，不累”，因此延长到4点50。在一阵掌声之后，讲谈会结束，听众们一齐拥上来，请先生签名。他周围的人赶快来维持秩序。签名没有结束，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先生在众人的簇拥下到了车上。在开车前，我与先生说，我晚上回北京了，下面不能陪你了。他说：“好，你走吧。”
《黄永玉八十》 第四部分黄永玉的欧洲
对于艺术家来说，八十岁是一个特别的年头，举办个展览纪念一下，回顾一下，是通常的做法。但是，先生反对做回顾展，他认为一回顾就感觉到艺术的生命结束了，所以，他精心准备的“八十艺展”只是展出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从有了基本想法，最难确定时间的是香港艺术馆。而首展的时间在得到了深圳美术馆的王小明馆长的确认之后，第一张海报就诞生了，它以著名摄影家逄小威 先生所拍的黄先生肖像为主体，由我设计。此后，由各路人马设计的各式海报有近10种，也表现出了黄先生办展览的特点——帮忙的人很多。深圳的特展由我全权联络和张罗。
2003年12月的时候，深圳美术馆来电话问展览前言的事情，我征求先生的意见，他说我不管，你写。一句话，就这么简单，他经常是这样。因此，我写了下面的“前言”，并印在展览的场刊上。
一个意大利语叫Frenze、现在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地方，有一个非常诗意化的笔名“翡冷翠”。这是诗人徐志摩的译名。尽管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人都这么称呼它，但是，现在的人们并没有将它淡忘或遗弃，因为其中散发了徐志摩赋予它的诗情，同时，又因为画家黄永玉以翡冷翠的生活记忆和丹青笔墨唤醒了人们思古之幽情。
无论是在拉丁语还是在意大利语里，翡冷翠名字的含义都是花城的意思。它以一朵百合花为标志。1991年，黄永玉先生作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旅行和居住，在他所到过的地方，都有他和他的画架伫立的记录，这就是他的写生和与他的生活相关的艺术。
一天，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在征得了正在街头画画的黄永玉先生的同意后，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几天后，先生画画的照片登在了翡冷翠当地的报纸上，还配了几行文字——“嗯，持续几个钟头地坐于巴第亚桥和法安提那街交界的交通繁忙的路口是需要勇气的。这位画家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