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鳌⒌凭叩龋壬炎约憾陨畹奶寤崃粼诹苏庑┳髌飞厦妫杓埔渤晌钪械囊淮罄质隆！坝袷仙椒俊痹谙壬耸笫俚氖焙蛘铰涑桑俗约旱恼馑孔痈凶约旱奶氐悖壬约荷杓屏艘恍┑疲庑┑扑淙皇且恍┫殖善贰叫危憬欠置鳎屏目蚣苡没ɡ婺咀龀桑母霾嗝媸怯么车姆绞接弥今押壬谄渖匣ぁ⒒癯嬗恪⑷宋锷剿人Ｍ砩希锩娴牡绲频懔粒赋龅陌坠獍阉闯牡酶裢庑涯浚衅浦蕉龅母芯酢！ �
中国人比较注重灯的设计，从古至今有各式各样的灯，其中的灯笼不仅是实用的一种灯具，而且也是中国民间工艺品中的一种。中国的民间工艺品大多含有祈求神灵降福，祝愿家庭幸福、事业兴旺、四季平安等美好意愿。中国民间彩灯品类样式极其丰富，按其功能可分观赏灯（如宫灯）、玩耍灯（如龙灯、花鼓灯）和俗用灯；按造型可分为肖形灯（如鱼灯）和几何形灯（如圆纱灯、四方灯）；按结体样式可分单体灯、字母灯和集合灯。有的地方会在元宵和中秋的时候举行灯会，各种造型各异的彩灯汇聚在一起，流光溢彩，富丽堂皇，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欢笑和喜庆。先生绘灯承接了传统制灯的一些审美方式，同时将文人把玩的一些内容融入到现时的一些功用之中，这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的古典意义也有着不同于一般的价值。它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历史上文人的刻竹、刻铜等一些把玩的技艺。
玉氏山房是黄永玉先生在老家凤凰修建的第二座房子。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在家乡修建了一座住所——夺翠楼。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荣归故里和叶落归根是很多漂泊异乡的人的一种自然的选择。既然是荣归故里，不是立牌坊，就是盖房子。凤凰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富了，相继盖起了很多外墙贴着白瓷砖的“洋房”，在凤凰的自然山色中显得特别刺眼。见此，先生找到当时的政府领导，希望他们能引导市民保护古城的风貌，一定要保存沿河一带房子的格局。那个时候政府的领导本身对城市规划和定位都不是很清晰，对城市的发展缺乏预见性眼光，虽然政府领导也非常赞同先生的建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睁只眼、闭只眼，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新式的“洋房”还是一栋栋盖起来。先生看到这种景象，心想坏了，真是坏了，这怎么办？先生就在当地的电视台上，连续7天讲解了保护古建筑风格的意义。
先生言传身教，不遗余力。虽然在电视上讲了那么多，但人家未必听他的，只有用事实来证明，才能使别人折服。他在县城沱江边的沙湾一带，买下一块坡地，建造了如今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夺翠楼”。夺翠楼这个地方，原来也有点历史的底蕴，后来败落，曾经做猪栏养过猪。因为这里是个斜坡，发生过猪掉到河里的事件，所以，再也没有人养什么，后来，被人改建成厕所。先生要在这里建夺翠楼，很多人听了就笑：“你要这个地方干什么？”夺翠楼建成后，成为当地的一处独特的风景，也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夺翠楼完全是按照当地古建筑样式修建的，而且用料大多取自当地。石头板的地面、火炉塘、桌子、椅子等等，都是地方风格。在“夺翠楼”的影响下，政府部门重新对沱江两岸的建筑进行了规划，古城凤凰渐渐恢复了它往日的风貌。
黄永玉先生设计的房子一般都强调它的独特性，特别是在功用上，既注重实用的功能，又讲究各种功能所反映出的美学意义。拾级而上，回廊、门楼，映入眼帘，处于制高点的塔，更是玉树临风。屋内的天井，连接主屋和厨房，其中花木扶疏，鸟语虫鸣。
“玉氏山房”里的家具有传统的，如太公椅，有当地的，如火炉塘。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我想非那四张螃蟹靠椅莫属。这几只“螃蟹”四对小螯屈起跪地支撑“蟹身”，“蟹身”被巧妙地制成椅身，椅背刻着螃蟹的面部，张牙舞爪，两只大螯举在半空在向人示威。这使我想到了一个名句：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很多人说先生从小就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这种说法不确切。他早年主要是受左翼影响，当时他接触的木刻界的人很多都是左翼人士，而且沈从文曾让他“失望”过。先生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时，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就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他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看了半天，结果一点也看不懂，弄得先生十分懊恼。许多年后，先生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对先生以后创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1950年，先生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结起来。1952年，沈从文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来中央美院任教。当时先生也想回来，于是就回来了。这样先生和沈从文相处的时间就多了，也逐渐了解了他尊敬的表叔。
有一年先生在森林，他把森林的生活告诉沈从文，不久就收到一封很长的毛笔蝇头行草回信，他给先生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多少年来，先生一直在实践着这三句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他们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彼此难得见面，一次，他们在街上碰到了，沈从文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就在这一瞬间跟先生说了一句话：“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是家乡亲人通过他的嘴巴对他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竣工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2年）的长城，南起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的喜鹊营，全长190公里，被称为“苗疆万里墙”，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2000年4月22日，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在考察凤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发现此长城。参加考察的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先生认定，这就是中国南方长城！
南长城沿城墙每三五里便设有边关、营盘和哨卡，以防苗民起义。如亭子关、乌巢关、阿拉关、靖边关等，如今这一线还依稀可见碉堡、炮台和边墙。它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开，以北为“化外之民”的“生界”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了苗汉的贸易和文化交往。南方长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实体遗存，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象，构架了那个朝代治国方法的精神实质，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鲜活的历史资料。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1）
记：您在香港待了多少年？
答：1948年到1953年，1946年到香港，后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1948年到台湾，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去，我们到台湾住了半年，地下党通知我赶快走，先到了基隆，辗转到了香港，在那里一直呆到1953年，我就回北京教书去了。
记：听说沈从文关于这件事还给你写了信。
答：这是一个原因，人们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我也很想回去了。那时也不了解共产党怎么样，虽然我多少年一直是左倾的，今天理解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时有多少人理解共产党？刘少奇了解共产党吗，我又懂得多少共产党？但回来总是开心的，总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受沈从文影响的，因为沈从文是我的亲戚。真正我是受左翼文化的影响，是鲁迅的木刻影响了我。
1950年我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接起来。他是我很亲的长辈，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他是我尊敬的长辈。解放没多久时，他的处境也是不太好的。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看他，我们关系很亲密。以前有一个中央领导来我家，我们谈到了我们在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党在解放前的领导是我们的叔叔爷爷辈，那时我们也没有党的关系，不是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上头一有指示，马上去行动。钱是自己去找的，具体的领导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桦、也夫、陈烟桥等，一年做两次展览会，不像今天这么简单。党什么都不管，连饭也不管，挂画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一切都那么好。
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