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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权柄-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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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道:“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   
“陛下!”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向赵顼拱手欠身,厉声道:“吴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语!微臣自束发受教,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论语》有云,‘政者,正也。’《贞观政要》有言,‘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以之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若‘罚不及于有罪’,‘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而有贞观之治,为一代圣主。奈何为大臣,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况且唐之藩镇之祸,岂是一朝而成?盖亦是骄兵悍将,恃功卖宠,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法度渐坏,终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渐之时!”   
“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以邪术导人主,臣请陛下,速远此奸小!”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竟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的确是小人的行径。   
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说得吴充一张老脸胀得通红,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颤栗着说道:“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余年,无功于社稷,无补于圣明,不见容于同侪,尸位素餐,愧对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迈,许臣致仕,臣永感陛下隆恩。”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赵顼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响了起来。   
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自居为“君子”,而以对方为“小人”、“奸臣”,最后意气相争,干脆辞官去位——这样的故事,赵顼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平心而论,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吴充当然不是“奸臣”,至少他赵顼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纵使孙固、文彦博,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但是孙固、文彦博错了么?那却也未必。   
当然,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这会给种家、姚家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难道要让这些统兵大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样的话,只怕赵顼自己也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但文彦博与孙固也不那么好打发的。   
吴充不把兵部尚书放在心上,难道文彦博与孙固就会多在乎枢密使与同知枢密院事的差事?虽然这两个职位,是无数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目的,但对于了解文彦博与孙固的性情的赵顼来说,却是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官位,从来都不能够让他们委屈自己太多。   
文彦博名望已高,所追求的东西本就不多了;而孙固,却是个重视名望甚于官位的人。   
无论如何,先和一把稀泥再说。   
赵顼无奈地想道。   
折可适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御前侍卫班的日常训练。他对这些传说中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大内侍卫们充满了好奇。御前侍卫班共有十一班,其中七个班是带甲骑士,三个班是不带甲骑士,是三十六班马军侍卫中第二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与其他所有大内侍卫们完全不同的一支军事力量。御前侍卫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烈士子弟!换句话说,这是由战争孤儿组成的军队。在诸班直中,御前侍卫班与最精锐最得皇帝信任的殿前指挥使班、由武臣子弟组成的内殿班一起,构成了大宋皇帝陛下最信任的三支军事力量,堪称是大内侍卫中的大内侍卫!   
御前侍卫班的普通士兵,在皇帝身边服役约四五年后,大部分人便会进入讲武学堂培训,毕业后就会被皇帝派遣到各支部队,担任指挥使、副指挥使一级的职务。或者进入卫尉寺系统,成为营一级的军法官主官,即所谓的“护营虞侯”。   
这些人,从某个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武装力量,亦是悍卫皇帝政权安全的武装力量。皇帝通过这样的人员流动,可以有效的在各支部队中,直接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因此,折可适并不敢小觑这些大内侍卫们。但他同样避免不了以一个军人的眼光,来评价这些“羽林孤儿”。   
他所看到的,是东三班的三百三十名御前侍卫。一个班相当于禁军中的一个指挥,三百三十人,正是禁军一个马军指挥的基本编制。   
校场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三百副木*马。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木*马的高度与大小,与普通的战马几乎完全相当。“羽林孤儿”以都为单位,分成三部分训练。训练由都兵使率领副都兵使、两名都承勾、以及每都的军法官将虞侯主持。什将以下的军官,都无例外的要参加操练——这一点,让折可适有点惊讶,因为在河东,在指挥一级的操练中,大什一级的武官,是协助主持操练的。   
士兵们披挂齐整,身着铠甲,手里还拿着长枪,整齐地站在木*马的左侧。   
副都兵使大吼一声:“上马!”   
士兵们整齐迅速地将枪挂在马侧,跃身上马。数百人一齐做出这个动作,更是显出一种夺人心魄的气势来。   
“下马!”副都兵使又大吼一声。   
取枪,换手,从右侧翻身下马,一气呵成!   
几百甲士一齐下马踏在地上发出的轰响,让折可适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都有些颤动。   
“上马!”   
“下马!”   
“上马!”   
“下马!”   
副都兵使不停的吼着,士兵们从左侧上马,右侧下马,又从右侧上马,左侧下马;还要从后面上下马,如此周而复始,不停地重复着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   
两个承构手执皮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校场。某一个士兵稍慢一点,便快步跑过去,对着头就是一皮鞭打去。被打的“羽林孤儿”也不敢叫唤,只是忍着疼痛,继续上马、下马!   
折可适非常清楚这种简单训练的残酷性。   
河东军从来没有过这种训练,能在河东军中当骑兵的,大多数是从小骑惯了马的,他们的骑军也并不披甲,因此平素训练,更注重射击的准确性与对马匹的控制,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练习上下马的技巧。但这种训练所带来的纪律性,却不是河东军可以相比的。而且,折可适自忖,河东兵即便在上下马的熟练度上,亦未必可以胜过这些“羽林孤儿”。   
“御前侍卫班平素只用木*马训练么?”折可适试探着向陪同自己的小内侍问道。   
那小内侍尖着嗓子笑道:“折大人说笑了,只用木*马那怎生打仗?只不过战马来之不易,不得不爱惜罢了。执矛冲锋、骑射、投掷霹雳弹,哪一样都免不了要用真马。”   
“原来如此。”折可适不卑不亢地致谢,心里竟生出一种嫉妒来。自从宋军发明投掷霹雳投弹的战术以来,河东诸军不止一次希望装备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却始终争取不到配额。宋军以地域为区分,可以说事实上存在着几个系统:京畿军、西军、河北军、河东军、东南军。在这五大军队集团中,河东军的存在始终有几分尴尬:京畿诸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不待说;西军是朝廷近阶段战略重心的所在,自然也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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