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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产共计3。5亿美元，兴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比尔·盖茨到目前已经捐赠了240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并公开承诺，在其百年之后，只给自己的孩子留很少的一些财产，余者悉数捐赠社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慈善总会70％的捐款来自海外，内地富豪的捐款不到15％。许多国家富人捐款占个人收入的30％，中国则占1％不到。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0。4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动乱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1988年，为0。23；1998年，为0。40；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0。378，日本为0。2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类似于目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是，被奉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断言，当时的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会再有发展潜力。他判断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中国的市场是不开放的；第二，中国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内的富人享受着最大量的财富和种种权利，而中国的穷人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许多学者都把亚当·斯密说的第一点当作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以印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说的第二点。实际上，如果按基尼系数的标准来分析，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看，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早已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才会动乱不断，甚至出现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争斗的局面。即使经济开放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会在战乱中消耗殆尽。可以说，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判断理由，对中国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穷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穷人的座位下有一个洞，富人应该帮他们补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会沉没，大家一损俱损，富人不可能独善其身。
《商道如水》 第一部分谁是“企业公民”？
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导的“企业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公民论坛上，万科被评选为“最佳企业公民”，也连续两年入选《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最佳企业公民”评选。在2006年，王石把万科的定位确定为“改革先锋、企业公民”。王石说：“注重企业公民责任才会双赢。”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曾经给出过“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在中国，2003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00位企业高级管理者中，有94。2％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责任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苏丹红”、奶粉造假导致的“大头娃娃”、屡次发生的煤矿矿难等等事件，说明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
在这种背景下，王石高举起了“企业公民”的大旗，为万科制订了目标，担当“改革先锋、企业公民”，要坚持做领跑者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有房地产开发商高调倡导房地产商就该为富人盖房子时，王石却认为，社会和谐是企业应有的责任，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分内的事，房地产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万科将责任感落实到了行动上，于2005年末启动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甚至王石本人还曾与建筑专家同去福建的大山里跑了一个星期，研究客家土楼的大围屋居住文化，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廉租房方案设计的适合要素。让王石兴奋的是，他们终于从客家土楼的建筑智慧中汲取到了充分的营养，并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选定合适的地块，计划于2006年中期开始建设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箴言。
当然，万科并不是慈善机构。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和商机是融合在一起的。王石并不讳言廉租房项目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他说，这样的建筑利用的都是城市边边角角的地块，投入不大，又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但是，要缓解由住房引发的社会矛盾，只有万科一家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所以王石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启示。
万科公司是房地产企业，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就是它应该哈哈大笑或者偷着乐的好事情。2005年，房价上涨势头很猛，百姓怨声载道。政府也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投资进行调控。当时，许多有头有脸的房地产大佬纷纷发言，实际上是试图利用自己的行业声望，影响人们对房价的判断。这些大佬几乎无一例外地断言：房价并不高，房地产并不热。
而万科的领军人物董事长王石和总经理郁亮则对房地产的偏热表示忧虑，他们不是想到一时，而是关注长久。因为如果行业出现泡沫，一时是可以挣到暴利，但是泡沫过后，行业自身发展会受到影响，更会带来经济的动荡。同时，他们也不仅仅考虑自身，更是心系整个行业及整个社会。
万科在警示行业偏热的同时，更坦诚地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郁亮曾在《中国证券报》撰写文章。他说，一位年轻人，例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如果要买房，应该购买小一点的住房，或者是二手房。一来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二来免得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否则，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二则使有意开发小户型住房的开发商看不到市场前景而放弃转向，使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培养行业的理性以及消费者的理性，实际上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职责。
在空调大战甚嚣尘上的2001年，我曾采访海尔的张瑞敏。张瑞敏谈到行业的自律，也说到消费者应该在商家的广告轰炸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如，“终身免费维修”是一些家电企业，尤其是个别空调企业颇有“杀伤力”的广告辞。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时，想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承诺如何适合自己，却忽略了，这家空调企业能够生存几年？几年就倒闭关门的企业所做出的终身免费维修承诺，又有多大意义呢？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我们在前面曾谈起过中国风水理论所讲的“水生财”。实际上，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义理上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清朝商人舒遵刚在阐述自己的行商经验时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啬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其所谓大道也。”意思是说，钱财，就像流动的泉水一样。那些靠机巧欺诈获取财富的做法，就好像自己堵塞了泉水的源头；而那些吝啬的做法和奢侈挥霍的做法一样，都会使流动的泉水枯竭。一般人只知道奢侈挥霍是错误，却不知道吝啬也是错误，是因为不了解源流之说的道理。圣人说，应该以义为前提去获取利益，见义不为则没有君子之勇。所以，把钱财用在合乎义理的事情上，不仅不会使水流枯竭，还会扩充源流使其壮大，这才是行商的大道。
利他就是利己，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就是舍与得之间的辩证法。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是佛教的法。佛法是心法，主张内心不为“得”而舍。舍的大小，不仅在于舍的物质利益的多与少，更在于心念上是否真的舍掉了。舍的当下，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这样的舍才是真舍，才是大舍，从结果上说，必有大得。
《商道如水》 第一部分波澜不兴（1）
孔子说：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智者为什么独独钟情于水呢？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因为水能够明察外物及环境的事理和规律，而不强求外界改变来适应自己，左阻右行，右阻左行，通过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方向，最终形成自己通畅的河道，一路波澜不兴东流入海。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智者的境界，亦不过如此。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领导者的经典论述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最高明的治理之道，是百姓感觉不到有国君的存在；其次，是百姓爱戴国君并且都称赞他；再其次，是百姓畏惧国君；而最糟糕的国君，则是百姓都在咒骂他……境界最高的国君，悠哉游哉地行事就能胜任了，不需要在治理上讲太多的话，自然社会安定富足。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无为而为。无为与有为，似乎矛盾，却合在了一起。对无为而为，一般容易有误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干，不作为。其实，无为而为，是以无为的心、无求的心做事，心神自然坦荡地做事，内心全无挂碍地做事。这样做事，当然会有为。所以说，无为而为是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只是，如果我们大家不努力，不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体会，不多加历练实践，那么很难接近这样的状态或境界。
这么说，可不是谈玄。其实，我们经常看电视转播乒乓球或羽毛球、网球比赛，一些名将经常失态，意外落败于水平并不比其高的选手。个中原因，往往是没有做到无为。他们太想赢了，或者太以为自己会赢了，往往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是想有为，或太想有为，结果是真正的没有什么作为。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
对企业而言，“无为而治”是一个成熟的管理境界。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