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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 ２ 世纪中叶，后宫的
宫女达 ６０００ 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 １３ 至 ２０ 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
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
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
准分等。①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
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
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
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
关，这也可以从后汉 １１ 个皇后中有 ８ 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 ９ 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
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
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
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
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
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
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
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
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②
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
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
表 ９ 后汉诸帝的家系
的一等包括 6 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38 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 400 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彫为朴，六宫称号，
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 400 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②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 115—
116 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 90 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
卷九九下，第 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8 卷，第 739—440 页）。
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
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在位）
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
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８ 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
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①但安帝（公元 １０６—１２５ 年）的性格
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
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 ２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②洛阳面
积为 １０．１ 平方公里（３．９ 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
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
城墙仍高达 １０ 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
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
１２５ 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
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
和官员的宅第。在有 １２ 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
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
的面积大致为 ２４．５ 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 ５０ 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
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
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 ３０００ 人）。
①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
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
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
的材料建成。②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 １８９ 年在屠
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
最后在公元 １９０ 年 ５ 月 １ 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
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③
边境和邻邦
①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 2 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
元前 68 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 2951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
突》，第 13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 25 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
馆通报》，48（1976），第 1—42 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
第 2 章。
① 这是桓帝朝（公元 146—168 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6 页；卷七九上，第 2547 页。
②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 — 3（1978），第 1—46 页；王仲殊：《汉
代文明》第 1 章；本书第 2 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 370 页；卷七二，第 2325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 页以下。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 １２ 和 １６）。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
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
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
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
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
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 ２ 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
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 ３６ 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 ３８ 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 ３３、３４、３９ 和 ４４ 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 １８ 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 ４６ 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 ４６ 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 ４６—８３ 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 ４６ 年。公元 ４７ 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 ４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 98—1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 60 页；卷二二，第 779 页：卷八九，第 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 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76 页；卷十九，第 715 页；卷八九，第 2942—2943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第 119 页。
公元 ５０ 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 ５１ 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 ５１ 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