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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上帝提醒我，”我有感而发，“以后再也不愿眨眼啦！”
“也不想微笑了。”吉本接过话头，他刚好瞧见回眸一笑的姑娘那副龇牙咧嘴的样子。
“实在太热了，”我说，“走慢点吧。”
“哎呀，快点！”吉本催促道。
我们穿行在轮椅中间。坐在轮椅上的许多人看上去懒洋洋的，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那些乐队队员穿着的鲜红衣服有点刺眼。一位紫脸膛的先生正在用力展开被风吹起的报纸而僵在那里；很显然，正有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这些慢条斯理的人们，而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我们走出人群，然后回过头来注视着。看到所有的八都呆在那里，好像突然间受到了打击，变成了一尊尊蜡像，那种感觉并不美妙。可笑的是，我却莫名其妙地洋洋自得，心头有种优越感。多么神奇哪！自从药物在我的血液里产生作用后，我说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又做了这么多，但对于那些人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啊！
“‘新型加速剂’——”我刚一开口，就被吉本打断了。
“看那个可恶的老妇人！”他说道。
“她是谁？”
“就住在我隔壁，”吉本回答，“她那条卷毛狗总是狂吠不止。天哪！我实在忍不住了！”
有时候，吉本就像小孩子一样鲁莽冲动。我刚想阻止，他已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把抓起那可怜的动物，随即便朝里斯山的悬崖飞奔。令人惊讶的是，那小狗既不叫，又不动，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吉本提着它的脖子奔跑着，犹如提着一条木头狗。
“吉本！”我大声喊道，“快放下！如果再跑的话，你的衣服要着起来啦！你看，亚麻布裤子已经烧焦了！”
他用手拍打着大腿，站在悬崖边上犹豫不决。
“吉本，”我已追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把狗放下。实在太热啦！是我们在飞奔的缘故！每秒二到三英里呢！与空气产生了摩擦！”
“什么？”他边问边瞟了狗一眼。
“与空气产生了摩擦！”我大声说道。“跑得太快，简直像陨石。太热了。哎呀，吉本！我浑身刺痛，汗流浃背。你看，那些人开始动弹了。我敢肯定是药性快过了！把狗放了吧！”
“你说什么？”他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药性快过了，”我重复道，“热得受不了啦！药性也快过了。我浑身都湿透了！”
他注视着我，然后把视线转向乐队，原先那哈哧哈哧的演奏声明显变得急促起来。突然，只见他手臂用力一扬，那狗便如陀螺一般飞向空中，依旧毫无生气，最后挂在一堆阳伞上面，一大群人正在底下谈笑风生。
吉本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啊呀！”他失声叫道。“你说得对！我感到一阵灼痛。是啊，看得出那个男子正在挥动手帕。我们得赶快走！”
可是为时已晚了。也许是上帝保佑，因为我们再疾奔的话，毫无疑问会变成火人，而咱俩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抬脚，药性已过了。弹指一挥间，“新型加速剂”的作用便烟消云散。
我听到吉本惊慌失措地说“坐下！”，便“扑通”一声坐在里斯山崖边的草地上——在我坐过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一片烧焦的草皮。
就在那时候，似乎一切都苏醒过来了，乐队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顷刻间汇成了一片嘹亮的音乐；散步者的脚落到了地面，开始行走；报纸和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无言的微笑变成了高声交谈；眨眼者恢复了常态，心满意足地继续前行；坐着的人们也开始动弹、讲话。
整个世界又有了生气，以与我们一样的节奏运行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节奏现在又同世界一致了，犹如一辆进站的火车，逐渐放慢了速度。
在一刹那间，我只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那条被吉本甩出去的狗似乎在空中滞留了片刻，现在正以极大的加速度径直穿过一位姑娘的阳伞，“叭”地一声掉在地上！
我们还算平安无事。只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胖胖的老先生看到我们时，显然惊骇不已，并不时地用黑黑的眼珠子狐疑地打量着，最后又对身旁的护士嘀咕了些什么。除他之外，我看再也没人注意到我们骤然而至。
扑通！我们的出现肯定很突然。身上立刻不再闷烧，可我屁股底下的草皮却烫得灼人。当时两个人的注意力都被那惊人的事实及随之而起的喧闹声所吸引——包括“娱乐协会”的乐队，演奏着的音乐竟然破天荒地走了调——一条体面的、喂饱了的狗原来好端端地躺在演奏台的东面，这时会突然在两边穿过一位姑娘的阳伞从天而降，身上带着由于在空气中急速掠过而被灼伤的痕迹！
在那可笑的年代，大家对通灵术深信不疑，并沉溺于愚蠢而迷信的观念之中，所以猝不及防的人们纷纷起身，相互践踏，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就连里斯的警察亦落荒而逃。
这场闹剧最终如何收场，我不得而知——我们当时急于脱身，并躲开那位轮椅上的老先生的视线。
当身体冷却下来、头脑完全清醒时，我们马上站了起来，绕开人群，沿着曼彻坡下面的道路向吉本的房子走去。
在一片喧嚣声中，我清楚地听到坐在那位突遭不幸的姑娘旁边的先生口气强硬地对其中一位帽子上印有“监护”字样的护理人员叫嚷着：“如果这条狗不是你扔的，那会是谁扔的？”
由于一切都突然复原了，再加上我们自己惊魂未定（衣服还烫得要命，吉本那条白裤子的大腿前部已是焦黄一片），所以本想细细察看的念头只能放弃了。
事实上，在归途中我未作任何有科学价值的观察。那蜜蜂自然已无影无踪了；当我们到桑盖特北路时，那个骑车者也已不知去向，或许是汇入了车流之中，至于那辆飞速行驶的游览车，正载着手舞足蹈的人们向前，快驶过附近的教堂了。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刚才出去时踩过的窗台有烧焦的痕迹，而留在鹅卵石小径上的脚印也显得特别深。
以上就是我首次服用“新型加速剂”后的经历。我们那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部是在实际时间的一秒钟左右的“间隙”里完成的。乐队大概只演奏了两小节音乐，我们却已度过了半小时时间，所以在我们看来，周围的世界仿佛已停滞不前，能够对它进行从容不迫的观察。回想当时的一切，特别是我们冒冒失失地从房子里出来，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会更糟。由此可见，真正地要使这种药成为受人控制的有用之物，吉本还需作进一步的摸索；当然，它的实际效果已是确凿无疑了。
自从那次“历险”之后，吉本一直在埋头研究，并已逐渐使得此药的使用能够受人控制了。我在他的指导下，又几次定量地服用过，没有任何不良反应；不过我得承认，在药性未过时我再也没有贸然外出过。
顺便说一下，我写这篇小说是一气呵成的，其间除了自己吃些巧克力外未受任何外界打搅。我于６点２５分开始动笔，而现在手表的指针刚过半点。若能在挤满各种约会的一天里确保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沉浸于手头的工作，那实在是太难得啦！
眼下吉本正在对此药进行剂量方面的研究，因为考虑到不同体质的人服用后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另外，他还希望找到一种“减速剂”。顾名思议，这种药的作用当然与“加速剂扎冶好相反，用阻降低后者的高强度药效；而单独使用时，能使服药者感到通常的几小时时间转瞬即逝，从而使他在精神亢奋或怒不可遏时依然做到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这两种药物必定会给人类的文明生活带来全面的变革，成为我们逐渐挣脱卡莱尔所称的“时间外衣”之束缚的起点。“加速剂”确保我们随时随地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而“减速剂”则使我们沉着冷静地度过艰难沉闷的时光。
对于“减速剂”我也许过于乐观了一些，它毕竟还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至于“加速剂”，却是不容置疑的。几个月以后，它就会在市场上露面，成为一种受人控制的、简便易服的神药。药商和药剂师们能随时买到装在绿色小瓶里的此药，虽价格不菲，但物有所值，因为它具有奇异的作用。吉本希望这种“吉氏神经加速剂”能以三种不同的药效供应市场：２００倍、９００倍及２０００倍，分别贴上黄色、粉红和白色标鉴加以区别。
毫无疑问，它的使用会产生一系列的奇迹；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将是犯罪分子可以躲进时间的“空隙”作案而能逍遥法外。同其他有效的药物一样，它极有可能被滥用。
我们已经非常细致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纯粹属于法医学的范畴，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将制造、出售“加速剂”；至于后果呢，也将拭目以待。
（余泊良 译）
《科幻之路》（第二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
文学界的反科学派
虽然玛丽·雪莱在她的《弗兰肯斯坦》里描绘了一个大胆得出格的科学家，拜伦和雪莱还是对科学启蒙的繁荣兴旺感到由衷的高兴。歌德不但是一个文学天才，更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艾伦·坡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拍手叫好。而丁尼生则预见了人类灿烂辉煌的未来。但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文学圈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与人们对于科学进步的普遍信念恰恰相反，他们竭力反对科学的进步，大肆谴责科学和技术，鼓吹回归古朴的美德和永恒的价值。
布莱克就曾抱怨“该死的撒旦工厂”毁了英国的农村。卡莱尔也承认：“在管理外部事情方面，我们比任何时代都要先进，但在纯道德本性方面，在灵魂和性格的真正的尊严方面，我们也许比多数文明时代都要落后。”霍桑笔下的科学家们毁了他们自己喜爱的任何东西。，而爱默生则认为是事物在摆布着人类，把人类当马骑。
Ｃ·Ｐ·斯诺于１９５９年在《两种文化》的演讲中说：“文学知识·分子是自然的卢德派”。①他们“从未尝试过要去理解工业革命，也不可能理解工业革命，更不要说接受它了。……几乎每一个地方……知识分子觉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理解，作家更不理解。他们中很多人被吓跑了，就好像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对此正常反应是退却一样；一些人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犹如人在恐怖时发出的尖叫声。”
【① 卢·德派：１９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对此·剑桥大学批评家Ｆ·Ｒ·利维斯则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人的感官，即道德意识，并认为伟大的文学应对文明提出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如果对‘答案’一词仅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的话。”更甚的是，这些问题将使社会进退两难，停滞不前，对前途悲观失望，对社会计划和科技进步极端不信任。
斯诺与利维斯之争实质上和１９世纪８０年代Ｆ·Ｈ·赫胥黎与马修·阿诺德之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威尔斯与詹姆斯之争是完全相同的。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或“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也许整个世界都要毁灭。
反鸟托邦主义不仅仅在文学上对威尔斯派的幻想作出反应；后者认为，人类的未来将是一个慈善的社会，普遍使用机器，并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统治，甚至威尔斯想组织“一个公开的阴谋集团”，来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这一企图也显然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目标。
乔治·奥威尔于１９４９年写的《一九八四》被斯诺认为是“最强烈的愿望，即不希望有未来”。
而乔治·奥威尔本人在谈到威尔斯时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身于本世纪的有思想的人，是威尔斯本人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是一个问题，但我至少可以肯定，在１９０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