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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去年9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月31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他建议请在西北视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耍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
“《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是康生的意见。康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4）
1947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不平常的一天
1966年4月16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
17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请示。
4月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4月22日至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诬蔑为“四月黑会”。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毛主席再次讲，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可以看清楚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终将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尖刻地说，彭真的本质就隐蔽了30年。
在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下，5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解放军报5月8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又发表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向全国发射的三颗重型炮弹。
它表明，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已经投入了声讨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战斗。这些“左”派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为打倒“右派”，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空想的王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的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这个“大学校”的理想，商品交换没有了，“三大差别”似乎可以消亡了。全国的工、农、兵、学、商都可以变成“多面手”了。“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他幻想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达到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推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实施“五七指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军营到各机关、学校、农村，普遍建立了“五七干部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教师、教授、工程师、科学家、专家，都离开城市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许多五七干校结合“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清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