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华国锋〓十月六日”
耿飙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巍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卫团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又一次向耿飙交待说：“一切交给你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月春雷（17）
耿飙、邱巍高各人带一支手枪和一位警卫团长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晚十点钟了，警卫团长马上按照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飙随即带着2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信交给邓岗。
邓岗仔细看着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邓岗和耿飙两人相对而望。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都被当作“走资派”、“民主派”挨过批斗，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各位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吗？”
大伙连忙说：“明白了！明白了！”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领导成员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接管中央党报
党中央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顶着酷暑炎热，冒着余震，夜以继日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1976年10月6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迟浩田一时迷惑不解，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做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笔者同迟浩田同志相识于1970年内蒙前线指挥所。多年保持友谊和联系。他在一篇回忆里，详述了接管人民日报的经历。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飙、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飙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
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
十“耿飙同志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飙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飙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飙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广播电台，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飙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飙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翘，摆出一种莫明其妙的威风。
迟浩田回忆说：
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月春雷（18）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鲁瑛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是，是。”
到了人民日报，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我对鲁瑛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瑛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迟浩田回忆说：
我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一一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这块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月8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0月9日，《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
从10月21日起，首都军民580万人，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是的，我们的党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血的历史教训里，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必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1）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年10月7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打招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