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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亲自通知呢？
这个1931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院里，走进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12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啊！”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
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月8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房佐庭回答：“没有。”
廖祖康问：“你们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的规定，是谁通知的？”
房佐庭说：“是我问其他省的同志知道的。”
当廖祖康再追问时，房佐庭没头没脑地回答：“我的老胃病复发了！”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分头往北京打电话，也都找不到主子。后来找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吞吞吐吐说：“……出大事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2）
王秀珍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全叫来，悄悄地说：“你去北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
他俩相互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八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在通往院内的巷道里，每道门口也都加了岗。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每张面容都呈现出惊慌神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谁也都暗暗猜想：大概北京“首长”出事了。
市委学习室里，聚集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民兵指挥部的人也都赶来了。徐景贤分析了北京传来的“不正常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鲁瑛讲话吞吞吐吐；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又暗示“老胃病发作”等等之后，他心慌意乱地说：“可能出问题了！”
晚上八点半钟，缪文全按照约定的暗号，从北京打电话来了：“我娘心肌梗死！”
接着，“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任党组成员的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四人帮”提拔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来了电话：“我们这里也有病情。”
这些信息，像晴天霹雳，把“四人帮”的一群党羽震懵了。
群魔乱舞
八日下午五时，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相互通报了情况，分析形势。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开有民兵、公安局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市委会议。最后发言的是王秀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当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她说：“各位当年造反的老头头们哪，实话实说吧，今儿个可大事不好啦！”她接着说：“江青首长今年3月2日，亲自当我面讲过，我已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而我只不过一个头吧。春桥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文元呢，说得比算卦还灵，无产阶级的预言家呀，他说，‘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他们的话如今都应验啦！告诉你们吧，北京发生宫廷政变啦，右派政变呀！”
她的话，像在人群里丢了一颗手榴弹，把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有的人从后排椅子上站起来，探着身子问：北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什么政变呀？
徐景贤把头低垂在桌子上，掏出笔记本：“我给大家通个气。马老昨天半夜接到通知，已经到北京去了，走得蹊跷，一去无音信。我们给洪文、春桥、文元挂电话，不但首长找不见，秘书、警卫也都没人接电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出事了。于会泳昨天半夜来电话说，八号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取消了。……我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条条都断了。”接着，他翻了翻笔记本：“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中午12点，打电话回来说，我的老胃病发了。这就是说，北京出事了。”
看到会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徐景贤故作镇静地安慰大家：“我们现在就是等这最后的消息，判明情况，再决定采取行动。”
后来，几条情报渠道都证实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最想知道而又最怕知道的事发生了。他们的四位“首长”被抓了！
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民兵总指挥施尚英，是王洪文一手破格提拔的小兄弟，曾任江南造船厂常务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受王洪文委托，执掌“第二武装力量”。听到“首长”被抓，他拍着胸膛说：“同志们，二位书记，三位常委！只要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可以动员几十万和他们对着干，抗战到底！”
坐在旁边的写作组的王知常，慌忙问他：“什么？抗战？他们要上台，我们就完蛋，靠谁也不行，只有靠自己保卫自己。你手头调动的兵力有多少？”
施尚英说：“集中待命的2500人，进入一级战备的13000人，召之即来的还有几十万人！”
王秀珍说：“要注意敌情。要准备失掉联系，要准备独立作战！”
“由谁指挥呢？”施尚英说，“你们四位领导的口音我都熟悉，反正听你们的！”
王知常出谋献策说：“我们要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抗议！要发表宣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呼吁兄弟省市支援我们！啊，先礼后兵，在道理上站得住脚。”
这时，原上海阀门厂工人、市总工会副主任、总揽上海市革委工交大权的陈阿大，听得不耐烦，一下推开王知常，攥起拳头，往台子上砸下来，说：“大事全叫你这帮文绉绉的家伙给误了。现在，眼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英雄好汉挑头干，孬种靠边站，要干就留，不干就滚！走也没那么便当，一只脚进来，就别想活着拔起另一只脚出去！”
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一捋袖子说：“时间不早了，我马上下令调一批饼干、罐头、救急包到第一线，做充分物质准备。当年造反我是拎着脑袋干的，有什么好怕的，这次也要拎着下决心干，破釜沉舟！”
连日来，一直携带五四式手枪、匕首，汽车上放着小口径步枪的黄金海说：“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到江苏去抢！”
被吵得六神无主的王秀珍叹着气说：“光这么吵有什么用。我说景贤，马老不在家，主心骨就是你啦，你倒是出个点子呀！”
徐景贤有气无力地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上海写作班子头头朱永嘉，蹦跳起来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有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拔。他们倒了，我们也就完了。我是准备杀头了！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要在早上六点钟主动出击。民兵立即去夺取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国全市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四个还我！‘文汇’‘解放’要同时发表我们的行动纲领，工会密切配合，在马路上刷标语，组织工人上街游行。这样，上海就会乱。只要坚持一个星期，就能迫使他们把四个人放出来！还要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切断对外通道，防止从外面开进军队。现在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就是要大干，否则一个一个等被收拾！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还可以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3）
王知常在一边连忙帮腔说：“我和老朱，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二十七年的交情了，反正活了这么多年了，顶多失掉个脑袋！杀一千刀也是死，决不能当叛徒！”
廖祖康也火上加油地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要马上暴动！”
肖木嘶声喊：“要就大干，搅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陈阿大拍着胸膛说：“我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非决一死战不可！先用沉船堵住黄埔江，再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用大型钢锭封锁机场，把铁路翻轨搞断运输。这样，我们就可以挡住陆海空的来路，不怕上海不死，不乱！”
上海市工会副主席叶昌明，是原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他挥着拳头说：“我双手拥护陈阿大的意见，北京发生了右派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