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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看着这熟悉的钢笔字，仿佛一下跌进了深谷，连声说：“我要与‘四人帮’划清界线！我要与张春桥划清界线！”
12日晚10时。玉泉山的一座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在摆满沙发的厅堂里，在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几乎全体出席了会议。这是政治局为接见上海市的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而专门安排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5）
马天水等一走进会议厅，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张春桥《1976年2月3日有感》的影印件。
等他们几位坐下以后，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现在，徐景贤念一下。”
徐景贤只得照本宣读：“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首先发言，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历史背景。
叶剑英看了看几位上海的来人，诚挚而热情地说：“上海是受蒙蔽的受封锁的。你们这次来了解情况就明了。张春桥《有感》，把界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叶剑英继续说：“中央对上海几位同志寄予很大希望，有电报说，上海民兵有行动！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希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讲了话。当马天水等四位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已经是13日凌晨一点半了。
13日上午9时40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一行，从首都登上一架伊尔18飞机，向上海飞去。
在飞机舱里，周纯麟把马天水等三人找在一起，研究回上海后的工作问题。当场研究了三条规定：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二、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层层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
周纯麟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他特别强调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中央指挥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的指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周纯麟一讲，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土崩瓦解
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以后，11、12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吹风”活动，一号点的那些人，继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伙人，每天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这时，警备区的几个人因为接到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再参与活动了。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组三楼办公室，他一边地整理东西，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肖木眼珠瞪得大大的，两手按着椅子，说：“我们究竟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用暗语订攻守同盟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朝霞》杂志主编喘着气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感到走投无路，对肖木又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起去死吧！”
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时，他们惊慌起来，频频碰头，继续在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日晚8时，上海的余党聚集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前，这些人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陈阿大等人都主张要大干，决一死战！
13日凌晨，马天水的秘书从北京来电话说，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四人上午10时返沪，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
陈阿大、朱永嘉等人认为，可能是个骗局。于是，又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喧闹……
按照预定的部署，10月13日上午11时，虹桥机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仪式。
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两挺机枪的亡命之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舷梯，仿佛不是欢迎书记归来，而是准备一场火拼。
马天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步下舷梯，徐景贤迈着碎步跑下来。王秀珍在空中摇了几下白手帕，然后问道：“那几位老头头怎么没见呀？”
孙卫标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们，正在候机楼里，等候三位书记啊！”
王知常踮起脚往机舱张望，只见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手里拿的唯一“武器”是吸尘器。
马家栋说：“哪里有什么诱捕？神经病！见他妈鬼啦！”
他顺手打了一个手势，一伙余党头目，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把三个书记团团围住，问长问短。
马天水对小兄弟们说：“下午三点，在东湖路宾馆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向各位传达精神。”
传达会准时召开。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当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进门时，哨兵把肖木挡住，不准他进会场。
传达会仿佛变成了追悼会。一伙余党头目，哭得如丧考妣。
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问施尚英、黄金海：“武装暴动准备得怎样？要想干还可以在四点以前大干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
施尚英、黄金海完全同意王知常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民兵指挥部下命令，在四点三刻全市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马天水再次要求大家对中央决定表态。他扳着指头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都听清了没有？每个人都得表态，这么闷坐着不行。”
“老子表个态！”陈阿大一个箭步窜到前台，把手中的匕首往会议桌上一插，大喊大叫起来：“实话告诉你们吧，众位想不干也不行啦，上了船就甭想再下来，四点三刻一到，大上海就要大乱了，我们的民兵就要动手了！”
就在武装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基层。党中央派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三人工作组到达上海。许多工人民兵很快识破了“四人帮”余党的阴谋。久久被“四人帮”禁锢的上海工人阶级，火山爆发似地涌上街头。游行队伍的爆竹声、口号声、锣鼓声，像江海奔腾，响彻天地。
“打倒‘四人帮’！”
“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6）
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1976年9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月28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1）
1980年春，我再次来到了大别山的红安县。这一带从1927年就燃起革命火焰的山野，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里，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这里的土地。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看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沉痛地说，林彪“四人帮”欠下的人民的血债，一定要清！一定要算！
一位7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再三叮嘱记者，向国务院、党中央转告他们的心愿：公审江青，我们要在电视上看一看！
人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开庭时刻
1980年11月20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开庭审判了。
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是用极大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日子。
特别法庭庄严、肃穆，银灰色的帷幕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右侧墙上，挂着一幅投影罪证材料用的白色长方形屏幕，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和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别法庭庭长、审判员，端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席的两侧，坐着五位辩护律师和书记员，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的法警，威严地分列两旁。
下午三时，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了，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照得通亮。记者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