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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了一片哭泣声。
邱会作把脸从审判员方向转向证人刘伯音，说：“我现在人民法庭上严肃地承认，迫害汤平致死是我的罪行。我现在向过去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7）
说着，他“通”地一声向刘伯音跪下。法庭顿时陷入悲痛的沉寂中。
笔者回忆到战争年代的汤平同志。这位少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经历长征，在贺龙元帅的领导下活跃在黄河两岸，为晋绥军区的后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他文质彬彬，相貌清瘦，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将军。
邱会作一伙在后勤部制造了113个冤假案，株连大批干部、群众及家属。比如，1968年10月，邱会作伙同原后勤部副部长陈庞在机关制造的“特务叛国外逃集团”冤案，就株连了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干部。
邱会作对受害人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叛国外逃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诬陷；同时要“狠斗”、“狠审”、“狠专”、“要学习打砸抢派的劲头”，进行残酷迫害。他煽动说：“不武斗，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16条也没有规定要赔命”。
邱会作指使陈庞等人，把“主要的人一定要关起来”，“要武装看管”。他在后勤部私设许多监狱，先后关押了1700多人。其中在北京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监狱就有七处，滥用几十种酷刑，使许多人致伤、致残、致死。
从基督教徒走上革命之路的傅连章，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肩负着为中央首长保健的重任。他在会诊林彪的疾病时，发现林彪吸毒，并报告了毛泽东。为此，林彪长期怀恨在心。邱会作按照林彪的旨意，串通军队和地方的造反派，日夜对傅连章往死里 整！1968年3月19日，70岁的老人傅连章，戴着手铐，惨死在秦城监狱。
法庭辩论时，邱会作说：“我向法庭低头认罪，我没有什么要辩护的。”
他在《认罪书》上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
正义的判决
1981年1月25日，古城北京笼罩在严寒里。这天一大早，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挤满了探听判决消息的人群。警察结成长长一道人墙，阻挡围观群众靠近。全国各省市派来的800多名旁听人员，提前一小时步入法庭。
9时整，铃声三次响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以高昂洪亮的声音宣布：现在开庭！
穿着蓝色制服的法警依次将十个主犯逐个押入庭，一字排开在审判台前听候审判。
从旁听席上看去，自右至左是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笔者清楚看到10名主犯的紧张表情。吴法宪的两条腿不停地战抖，黄永胜、邱会作、江腾蛟低下头……
法庭经过42次的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十名被告进行了45次法庭调查，有49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审查，宣读出示大量的物证、书证。验证的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都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江华庭长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后面“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词还没出口，江青像遭到雷击一样，神经质地大喊大叫起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装疯卖傻地躺倒地上打滚。两个法警立刻将她抓小鸡似的从地上拖起，“咔喳”一声，戴上了手铐。大厅里的听众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江青以为要拉她去枪毙，不住挣扎尖叫。庭长传来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法警告诉她，不是枪毙，她才安静下来，被扭进囚车。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张春桥，尽管早就说过“我早就准备杀头了”，今天仍多次用手摸额角和下巴的冷汗，一直仰着脸，显得十分心惊。
神情呆滞的姚文元，听到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颓废地闭上眼睛，耷拉下了头。
判处被告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他挺着腰，眼睛一直呆呆地看着法庭。
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黄永胜，为了听得清楚，他身体向前倾斜，然后又挺直了身子。
两条腿一直战抖个不停的吴法宪。听到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心情似平静下来。他望了望挟住他的两个法警，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李作鹏，两条腿站成八字形，仅有的一只眼睛半闭着，看不出什么表情。
邱会作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时，表情轻松，一直站着，保持军人的立正姿势。
当十个主犯被依次押出法庭，大厅旁听席上响起震耳的掌声。人们兴奋地拍肩、握手，欢庆大快人心的历史审判！
笔者挤进人群，访问连日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光美时，她说：“刘少奇同志的愿望实现了。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必受到法律的惩办。”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表明亿万人民的心愿：十年浩劫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结束语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从危机中挽救了党，结束了一场民族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惨重损失，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在此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直进行着斗争。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人造卫星、核技术、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丰硕成果，外事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历史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痛，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国人民只有从过去的左倾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十年动乱的教训是什么呢？
〖HTXBS〗（细黑）1．历史教训我们：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次又一次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为敌我矛盾，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2．历史教训我们，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神化毛泽东。毛泽东个人也公然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党的领袖为了推行错误的方针，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导致严重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形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章、宪法遭到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们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
3．历史教训我们：十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无法无天”。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以致全党无法监督约束自己的领袖。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4．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文革”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全社会陷入了“天下大乱”的无政府状态。经过拨乱反正和不断整顿，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的教育，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转折里，经过拨乱反正，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在21世纪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后记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5年5月30日，我在北京市房山县担任“四清”队长时，接到报社紧急通知，火速赶回编辑部。在大今上，陈伯达宣布，中央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陈伯达说，他来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开始了为患十年的动乱。
“文革”进程中，我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绝大部分时间在作采访和编辑工作。有段时间还列席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所谓“中央首长”的接见，目击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反革命分子的现场表演。
我用十年时间，收集积累“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粉碎“四人帮”后，我在完成岗位业务的同时，断断续续又花了十多年时间来写。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眼下还难于了解“文革”全部真情。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这样。
我的晚年，有18年时间献身于老年事业。1983年，以我和几位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1987年，又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报》，任第一副总编辑、社委会主任。邓小平同志先后亲笔为这一刊、一报题写了刊名、报名。为党的事业，为社会发展的远景，办起这一刊一报，是我晚年的两个心愿。《史无前例的年代》这部书，也是在这个期间里，用十余年时间写完的，实现了我晚年的第三个心愿。
我的体会是：干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需有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老朋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晋绥日报》老战友、著名编辑傅真、著名编辑周毅之，朋友任贵银等同志，帮我校正全部稿件。我还感谢党史工作者苏采青、高级编辑钟立群，老伴丁帆、儿子纪晓军及家人，对写这部书的关心和支持。对我参阅了有关书刊论著的作者，在此也表示谢意，我向他们学了不少知识。我真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宋世琦同志。他对出版本书不仅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支持，而且以高度负责精神，认真核对，仔细加工了全部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