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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9）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受到非人折磨。
1966年5月19日凌晨，邓拓含恨离开了人间。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临终的遗书上，发出申辩和抗争的呼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着，遗书又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邓拓写完遗书，熄灭灯，吞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经党中央批准，1979年7月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三家村”一案，惟一活下来的廖沫沙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他在重新出版的《三家村札记》序言里写道：
“我可以在这里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也是无领导和无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一个杂文专栏，如此而已。”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10）
砸烂“独立王国”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体，停止了活动。
在宣传“决定”之前，成千成百的北京市区和郊区的造反派，佩戴着红袖章，拥进台基厂市委五层办公大楼。
一天，笔者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编辑部接到电话，说：有郊区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进驻北京市委，请记者们参加会议。
为了解真相，笔者亲到现场。只见市委大楼上下，全都挤满了造反的人群。走廊前、过道里、楼梯旁、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标语。什么“红色造反团”、“追穷寇造反团”，等等，数不清名目的造反组织，全都拥挤在霸占的办公室里。杂乱的喧闹声，激烈的争辩声，如同骡马大会一样。我挤过杂乱的人群，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套间里，找到了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
我无心听他们争辩，却留心着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一个穿黑布衣服的人，在一阵慷慨陈词之后，露出狐狸尾巴了。他竟公然提出“要翻农村四清的案，退赔四清的果实”。有的还提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的农民，是否也要退回土地呢？
这哪里是贫下中农呢？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沉渣四起了。他们抱着五花八门的造反动机，卷进淹没大地的造反洪流里。
造反派中流传着许多诬陷中央领导人的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陷害彭真、砸烂“独立王国”，也编织了许多谎言，加罪于彭真。
在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下，诬陷说：“彭真对地方是中央，对中央又是地方。北京的事情，谁也不能过问。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中央负责同志都不能在北京市做调查研究。胡说：“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北京市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
北京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吗？是不让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搞调查研究工作吗？
这是谎言！
“比西太后还坏”
这要从谎言的制造者江青说起。
据北京市委原宣传部长李琪夫人李莉告诉笔者，1964年4月16日，江青打着调查研究，打着京剧革命的招牌来到北京市。
这天，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秘书长郑天翔、彭真夫人张洁清陪同接见。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首先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同志的问候和评价。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工作很好。
江青接着说，她想对北京市的京剧革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北京市委很尊重江青。彭真、刘仁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京剧革命是党的一项事业，我们要认真对待，并且决定，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负责跟江青联系。彭真还找李琪做了具体部署。
随后，刘仁、郑天翔、李琪陪同江青在长安剧院观看京剧。中间休息时，江青说：你们看，演旧剧目，观众都走了，演新剧目观众就多了。
在这期间，李琪曾两次带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琪同志到上海看望江青。接见时，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京剧团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不要过问。
这是什么话？北京市委领导的剧团，怎么能不让市委宣传部长过问剧团创作呢？
当时，江青想入非非，硬要京剧团创作一个以重庆地下党为背景的剧本。要写一个从军队派到重庆的女干部，不通过地下党，而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去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种胡思乱想，根本不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编剧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李琪不同意靠幻觉去创作。他说：照这样，没有生活也可以搞创作噢！
时隔不久，彭真把刘仁、郑天翔找到办公室，说江青向他提抗议了。她说：你们的宣传部长真厉害，不准我发言，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不听我的话！
后来郑天翔问李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琪说，江青唯我独尊，唯我第一，不准人讲话。她根本不是搞什么京剧革命，而是要兵临城下，称王称霸，指挥一切，剧团上演什么，不演什么，都要由她来定。
1966年2月，李琪同汪曾琪二次来到上海。江青把他俩叫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张春桥办公室。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当场血口喷人，诬陷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
江青恶狠狠地说：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就在这儿试验；不叫老子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