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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毛泽东宣布，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问题。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几个谈话。
2月19，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
2月20日下午，江青与王力同车到京西宾馆。江青先到林彪那里，然后又来接王力。
王力向林彪的报告，同他向周恩来的报告内容一样。叶群在旁记录。林彪听了关于16日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报告，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
王力走后，江青又留在林彪那里。王力从他们的诡秘的行动里，开始预感到江青和林彪正筹划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续召开过七次中央“政治生活会”。
参加这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有2月16日参加怀仁堂碰头会的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新参加会议的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
这次因为许多人新到会，为帮助他们了解怀仁堂碰头会的情况，周恩来叫王力负责整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署名整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8）
政治生活批评会上，骂人最凶的是康生和谢富治。康生叫嚷说：“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谢富治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揭发叶剑英在批判谭震林时曾说过：“自从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战士，在他受伤临死弥留时，自己诅咒自己所参加的战争。”
叶剑英理直气壮的回答她：“我说过这样的话。”
叶群马上指责叶剑英：“这是你们把自己比作是受伤的，把群众比作敌人！”
叶群还在会上带头揭发叶帅、徐帅背着林彪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的问题。
半个多月的批斗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连续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
康生敲着桌子，指着徐向前凶恶地叫嚷：
“徐向前呀，你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就不干了’。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
陈伯达说：“你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
林彪、江青一伙给老同志戴大帽子，诬陷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301医院，他们就骂什么：“301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们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当面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党的民主原则备受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你告诉他，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诉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到处兴风作浪，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回到家里，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真是巧合！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差点被打死，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为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反击所谓“复辟”
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陈伯达又送一件关于天津小站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复辟”的材料给毛泽东。2月28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材料上批：“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陈伯达借机发挥，把毛泽东这句话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反动口号。从此，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
3月6日，江青指使戚本禹和谭厚兰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集中力量攻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
3月8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的事件。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一真。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戚本禹、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康生也赶到农业展览馆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3月14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对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震林、陈毅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9）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还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二级台风”！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播放林彪讲话的通知，评价林彪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林彪讲话和中央通知，就成了林彪、江青一伙行动的纲领，通过反击“二月逆流”更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
据1978年12月21日《山东日报》载：1967年山东全省在“反逆流运动”中，当时仅临沂地区就有四万多老干部被关押，遭到进入沂蒙山区的“棒子队”的毒打，其中有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反逆流”，有2000名指战员遭到迫害。
“还是要搞团结嘛”
乌云可以一时弥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年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和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他说：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一个大闹怀仁堂。各位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的意见，是发牢骚嘛，这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这是一个转折！
曾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五一节上午，同乘坐吉普车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来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来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群众中间，和群众一起联欢。
夜晚，他们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广场上百万群众一起，观看了五彩缤纷的焰火。多彩的礼花，耀眼的亮光，交叉闪烁的探照灯光柱，将春天的夜空，装点得像光彩夺目的天宫一样。
望着这一切，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心里很不平静。眼前的人山人海，欢歌盛舞，怎能掩盖住社会上的风暴乌云？！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武斗、打砸抢、抄家还在进行，火车停止了开动……
围攻中南海
社会上的风暴乌云，预示着更残酷的斗争。5月4日这天，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一伙煽动说：
“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
“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
“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1947年陈伯达和康生在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推行的极左口号，重又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广了。
他们把这次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五月妖风”来反。于是，已经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他们动员20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目的是挑起事端，嫁祸周恩来。戚本禹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说：“刘少奇已经是死老虎了，我们目的是打活老虎，揪出‘二月逆流’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