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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那年，婆婆送她到上海一位姓许的人家当佣人。不久，蓝苹和唐纳结婚，在许家二楼租了一间房子。阿桂见蓝苹常常没有吃饭钱，偷偷地给蓝苹送菜送饭送蛋，主动帮助蓝苹洗衣服、擦地板，从没要过一分钱。
蓝苹常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蓝苹唐纳婚后常常吵嘴打架。一天半夜，住在三楼的阿桂，听到蓝苹呼喊：“阿桂呀，救命，救命！”
阿桂急忙跑下楼，只见两人正在扭打。唐纳骑在蓝苹的身上，对阿桂说：“你不要拉，我不会打死她！”
后来，蓝苹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把演《大雷雨》、《王老五》的剧照，送给阿桂留作纪念，当作对阿桂恩情的报答。
阿桂也买了一本相册送给蓝苹。她紧紧地抱住阿桂说：“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1946年，阿桂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信，内装一张蓝苹抱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一念，才知昔日的蓝苹，改名成了江青。她随着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毛泽东，带着女儿李讷到了重庆。
1950年，秦桂珍带着东家的孩子到北京看病，住在北京大学的亲戚家。谈起往事，她请人代笔写了“毛泽东转江青收”的信。
过了一个多月，她被一辆吉普车接进中南海，见到了离别多年的蓝苹。
江青问她有什么要求？
秦桂珍说，我没有文化，可是有力气，我要参加工作。
1951年，秦桂珍被介绍到北海幼儿园当保育员。以后又转到上海机关幼儿园，直到1966年退休，在上海里弄参加街道工作。
1968年3月2日傍晚，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住宿的秦桂珍，突然被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位女干部叫住了。她拿出介绍信，很客气地对她说：“请你跟我去一趟市革委会，有点事情。”
秦桂珍坐进一辆漂亮的小卧车，到了市革委会的办公室，见到了空军的张晓山。几句问话过后，当晚两个人乘一架专机到了北京。
秦桂珍随即跌进了火坑。秦桂珍热泪横流地说：“我一被捕就受到酷刑拷打，打得几次死去活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特务，是反革命，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死不承认是特务，他们又打，我说，你们打死我吧！我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是江青对我下毒手啊！毒蛇心肠的江青，全不念我过去对她的恩情，为杀人灭口，连个老太太也不放过！”
秦桂珍不是政治要犯，却被送进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两个半月。
秦桂珍坚强而善良，她坚信一个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她终于等到黑夜过去，迎来了光明和希望。
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乘波音班机飞来北京，请她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开始公审前的一天，一位法官来到秦桂珍的客房里，对她说：“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做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
秦桂珍火冒三丈，愤怒地说：“这怪妖精……”
法官接着说：“江青想赖你这笔血债。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不承认。我们想请你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照片。秦桂珍立刻认出，这就是当年她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珍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的照片。
秦桂珍登上法官的汽车，向城外奔去。一个个岗哨，一堵堵高墙。这熟悉的地方，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是秦城监狱，过去你住过。”法官深情地说：“现在江青就住在这里。”
秦桂珍激动地说：“我在这住了七年多，1976年5月离开，差一点死在这里。”
秦桂珍走进犯人放风的高墙圈里。只见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副紫色镜架眼镜，闭着眼睛，靠墙角坐着晒太阳。
秦桂珍悄悄走近跟前，仔细一看，正是那个蓝苹，那个“怪妖精”！
秦桂珍猛喊一声：“蓝小姐，我来了！你还认得吗？”
这熟悉的声音，响雷一般把江青惊醒。她突然站立起来，瞪大眼珠，脸色苍白，吃惊地望着眼前的秦桂珍，向她伸手走来，高喊：“阿桂！阿桂！”
秦桂珍严正地说：“我过去待你那样好，可你把我害得好苦。你也有今天的报应！”
秦桂珍头一扭，上车走了。
江青还在拖长声音喊：“阿桂！阿桂！……”
几天过后，法官来到宾馆，笑着对秦桂珍说：“你见了江青以后，她的态度有变化，承认了她对你的迫害……”
复仇的女妖
在江青看来，凡是知道熟悉她的丑事的，都是她的仇人，其中之一是孙维世。
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任锐两位烈士的遗孤，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著名演员金山的妻子。
孙维世14岁曾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工作过，当时蓝苹也在该剧团工作。抗战爆发后，孙维世在周恩来、邓颖超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时江青也到了延安。她俩一同参加任白戈的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扮演资本家大小姐的孙维世，远比扮演资本家太太的江青演得出色。由此她对孙维世也产生了嫉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4）
解放后，1949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回国后，江青要孙维世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没有答理她的无理要求，由此更加深了江青对孙的仇恨。
1964年，江青大出风头，搞“现代京剧革命”。有一天，她碰到孙维世，故意挑衅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呵！这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但是，孙维世依然不理睬她那一套。
江青特别害怕孙维世说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因此，她就诬陷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的孙维世是“特务”，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1968年2月26日，康生批准将孙维世等三人一道逮捕。孙维世同志在关押期间，遭受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于1968年10月9日冤死狱中。
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同蓝苹争演过《赛金花》的王莹，曾是被誉为“中华女杰”的电影明星，15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她的丈夫谢和庚是党的著名地下工作者，曾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54年夫妻二人同时在美国被捕，被囚于哀离岛，同年，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从美国归来，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来，谢和庚被划为“右派分子”，王莹和丈夫一块到北大荒劳动。一年后回到北京，住在香山狼见沟，过着隐居的生活。
红色风暴中王莹遭到抄家。1967年2月1日，王莹同丈夫谢和庚先后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江青为掩饰几十年前在上海的丑行，把王莹诬陷为“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美国特务”，定为“死囚”，轮番对她进行审讯、毒打，下肢瘫痪。她喊着：“放我出去！我不是叛徒特务！”1974年3月3日，她冤死狱中。
砸烂公检法
江青、谢富治多次煽动造反派要砸烂公检法国家机关，夺取全国政法战线的领导权。
1966年12月，江青在北京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诬蔑公检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官僚机构”，要由“军队接管”。要把国家机关人员作为旧人员，把他们“扫地出门”或“监督留用”。她颠倒黑白说：“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害苦人了……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
1968年2月，江青叫嚷公安机关“十七年干尽了坏事”，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公检法“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坏”。她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谢富治是“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紧随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旨意，向全国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向公安部全体人员讲话：
“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现在的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讲话后，他指使机关造反派把他的话刊登小报，流毒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公安部，谢富治一伙人制造了“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和“窃听器”、“里通苏修，通敌叛国”、“包庇刘少奇”等冤案。将公安部225名干部、职工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把47位副部长、局长、处长逮捕入狱，把副部长徐子荣迫害致死。
谢富治等在1968年1月逮捕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的报告中写道：“最近我们发现，凌云伙同徐子荣布置反革命分子王鉴，对我们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江青同志进行秘密侦察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布置王鉴在上海、北京秘密搜集江青同志的材料，调查江青同志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检查江青同志的信件，并对江青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真是罪该万死。”
谢富治为此逮捕了公安部及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30多人。
公安部“18号”案，原是一起匿名信案的保密代号。但是江青却硬说这个代号是立她的专案，大发脾气，扬言要“算账”。
1968年4月2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姚文元，急急忙忙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专案人员。会上，康生说：“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脑子里要有敌情观念，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陈伯达说：“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18号’案是整江青同志的。”
江青说：“所谓‘18号’案，是整我的，怎么还用18号？你们是在公开地合法地在为我立案。要立就立吧，我不怕！”
为审讯这个案子，他们在北京制造了“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有72位公安干部被捕入狱，1600人受到迫害。
在上海，他们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集团”等冤案。在这些冤案中，有2890名干警受迫害，78名干警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
在浙江，大批公检法干部受到迫害。1968年4月，江青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说：“浙江省公安厅……我走每一步，他们都有监视，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坏，法西斯！”她要浙江造反派“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
对“砸烂公检法”，毛泽东1968年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这样说：“第一个提出砸烂公检法的是谢富治。他领导的公安部三千多人，现在剩下80人。北京公安局有两万多人（包括民警），弄出900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占5％，因此，他们提出要砸烂，我说，好！”
被砸烂的公安部，一下被轰走几千多人，作为精简对象，分配到104个农场监督劳动。
他们还大办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对局、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65名子女，加上“企图外逃投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
被砸烂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下子轰走900人，送到良乡劳改农场。对待这些干部如同对待犯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架起铁丝网，架起机关枪……
在砸烂公检法的同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康生等，疯狂推行什么“群众专政”、“群众审判”、“民办劳改”，任意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私设公堂和监狱，搞法西斯的刑讯逼供，在全国煽动“打砸抢”之风。
“红都女皇”
在外事活动中，江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