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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毛主席到武汉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7月10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解决问题。”
1967年7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年3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20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
“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6）
谢富治同陈再道是老乡，是红军老战友，又都是上将。谢富治一见面就亲切地对陈再道说：
“我是受康生和江青之托，来转变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陈再道一听就火了：“对不起，我没法帮你们的忙！”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谢富治追了出来，拉住陈再道说：“咱们可是朋友，我可是为你好啊！”
陈再道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
谢富治说：“那你相信谁？你连中央文革都不相信了吗？你知道陶勇的下场吧！”
陈再道知道，谢富治说这话，是在对他下警告。
美丽辽阔的东湖，银波荡漾，太阳一出来，照耀得满湖波光粼粼。湖堤岸边，绿树成荫，精巧雅致的别墅小楼，掩映在翠林间。中央领导一来，小楼窗口的灯光，星星点点，从深夜闪到天明。
14日晚上，在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住在东湖宾馆二所的陈再道、钟汉华应召来到百花一号别墅，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他俩，要做好汇报武汉情况的准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对要做检讨，思想上不通，不知道支‘左’错误在哪里。”“总理看见我们情绪不好，脸色很沉重，又对我们进一步解释说，在离开北京前，毛主席曾对他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听总理这么说，心里虽然踏实一些，可是脑子里一直乱哄哄，武汉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翻过来，复过去，来回在脑子里翻腾，演电影，闹得一夜没合眼睛。”
15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谢富治、王力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武汉问题和办法。
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谈到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认为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所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打击“百万雄师”，支持它的对立面“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对把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很不满，因而引发“7·20事件”。
从7月15日开始，直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亲自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的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情况的汇报。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听这个汇报。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等也断断续续、时进时出地听了汇报。
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周恩来建议陈再道、钟汉华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要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望着在座的军区同志继续说，军队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说，支左部队要做好两派的工作，搞好大批判、大联合，搞好对“百万雄师”的团结工作。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他并且主动承担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他说，支左犯错误是难免的，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
“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和伟大。据说，这个讲话提纲是总理亲自拟定的，并且是送主席亲自审定的。可是，当时，我们没有了解总理的难处。总理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是我要永远学习的，永志不忘的。”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他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住地梅岭一号别墅。毛泽东在客室里等候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泽东的对面。
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月18日的讲话里，批评说：
“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7）
错误的决策，招宋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1972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月18日的讲话里，批评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来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