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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毛泽东告诉贺龙：“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亲切谈话的时候，一股恶浪正向他扑来。
一天，贺龙按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向林彪征求意见。几句寒暄之后，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扩大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林彪皮笑肉不笑，冷森森地威胁说。弦外之音是让贺龙跟林彪走。
贺龙听出林彪话外有音，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说：“军委碰头会我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叶群为了陷害贺龙，指使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宋治国于1966年9月7日、17日、19日，10月7日，连续四次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这些纯系捏造的谎言，十分荒唐可笑。特抄引几例立此存照：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
经事后查证，“揭发材料”列举的内容，有的纯属造谣，有的则是叶群口授。叶群为了借刀杀人，又不留痕迹，还精心安排了一场写“假证明信”的丑剧。当宋治国将写好的诬告信交给叶群时，叶群特地叫来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当着他们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叶群说：“那我们就照转不误了。”
演完这场双簧，叶群怕露马脚，又叫“林办”的三位秘书在人民大会堂西厅，联名写了一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这些诬陷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并非他人授意”。
诬告贺龙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转毛泽东。据林办的一位秘书回忆，仅1966年9月下旬这段时间，叶群让他保存的有关诬陷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每件均有毛泽东、林彪的划圈。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2）
在林彪一伙接二连三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对贺龙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打招呼”。贺龙的名字，从军委会议的名单上抹去了。
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打招呼”，诬陷贺龙“同彭、罗、陆、杨相勾结，要夺权。”
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
诬陷也越来越升级了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诽谤贺龙是“坏人”，陈伯达说“贺、罗、彭是一帮的”。康生诽谤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吴法宪则诬陷贺龙“阴谋投敌”，“逃往苏联”……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2月30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在接见造反派头头的会上煽动揪贺龙。她还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下，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抄去，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
“打倒贺龙”的口号，刷上街头。很多在革命战争时期同贺龙一起战斗的战友都被揪斗了，到处都在“抓贺龙的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北京军委政委廖汉生等高级将领，都被卷到旋涡里了。
“一滩滩的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揪斗，贺龙极为愤慨。他对薛明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哟！我得去，应该去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却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建议请示周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陪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受感动！
周恩来本想留贺龙一家在中南海多住些日子。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腾起来了。“打倒贺龙”的口号声，不断从红墙外传来。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主席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在山腰间这所严格保密的平房院落里，除了警卫战士外，再没有别人了。
烈火一般性格的贺龙，一会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倚在窗前沉思。当贺龙从报纸上看到“一月风暴”的黑风刮遍全国，许多跟随毛主席征战的老干部都被打倒时，他心情沉重而焦虑地说：“他们要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了！”
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他手里拿着报纸，愤然不平地对薛明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
贺老总心情一天比一天沉痛。有天，他把一叠纸推到薛明面前，对她说：“写！”他决心上书中央，详细申述1931年至1935年洪湖地区错误肃反的血的教训。
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当作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跟随贺龙在湘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长、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杀掉了。有的连队前后十多个连长被杀了，洪湖的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等也遭到了夏曦的枪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据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在四次肃反、一次清党中，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夏曦怀疑一切，甚至连贺龙也怀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要他写申明书。
夏曦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贺龙气愤地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夏曦说：“没有。”
贺龙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行军至竹林关，夏曦竟然把贺龙警卫员的枪给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说着，贺龙把身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我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3）
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
贺龙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当时，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90％以上，地方党政干部有80％以上，都被打成所谓国民党的“改组派”。
贺龙痛心地说：“这时候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贺龙同薛明谈起这些惨痛的教训，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好同志啊，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
如今，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要不得呀！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薛明说，贺老总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在她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报告，通过贺龙亲身的经历，总结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提醒人们警惕和避免重演血腥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年5月16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9月18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25000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