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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1979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20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份当年4月18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1969年1月22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4）
对这件冤案，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伪造的‘通敌叛变’的材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妄图收编我军。熊先派梁素佛来试探，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敌人的阴谋，当即将情况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可诱使熊贡卿来我军驻地。在熊贡卿供述情况后，贺龙同志当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湘鄂西分局中央于1934年3月17日，曾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林彪一伙本已查到了这份重要报告，不但隐匿不报，反而对有关人员大搞逼供信，捏造伪证，制造冤案。”
几十年前早已被贺龙处决的敌人，现在又被林彪一伙拿来当作陷害贺龙的炮弹。薛明同志谈及此事，伤心地掉下泪来。她说：
“贺龙在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子弹、炮弹，他从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现在林彪一伙却盗用党的庄严名义，向热血满腔、赤心向党的贺老总，射来了一支支毒箭，这能不叫老总伤心吗？当时老总气愤不过，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二个字。一页纸上写满了‘冤枉’、‘冤枉’！老总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贺龙都被怒火烧灼着。他像一头雄狮，高昂着头，很少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挥着拳头。到了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却谈起过去在湘鄂西的英勇卓绝的斗争。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什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更加低沉了，“可是，现在搞成这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己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1100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3点9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1）
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年，95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95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12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300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枪毙！
被捕的政治犯，都戴有一副大铁镣，禁止阅读任何书报，每天只放风半小时。谁要触犯规定，就加重大镣，遭受拷打。
党支部在狱中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提出鼓舞斗志的响亮口号：“红旗出狱”！“粉碎敌人‘审查’，就是击退敌人一次进攻，就像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到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狱中每个党员都向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活，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像个共产党员！”在三次“审查”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经受了考验。狱中斗争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敌人“审查”失败以后，就改用简化反省手续，只要在敌人事先准备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这样一来，敌我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
共产党员郝清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敌人拿着“反共启事”对他说：“你只要按个手印，你马上出去。如果你不按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叛党，办不到！别说到天桥，就是到地桥，我也绝不按手印！”
赵志长同志病危时，敌人劝他按个手印出去，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在法西斯面前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