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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离开毛主席住处，径直向江青住地走来。这时，他发现张春桥、姚文元早在那里了。
江青一见他，故意用嘲笑的口吻说：“稀客！稀客！”她两眼盯着陈伯达那满是羞惭的脸孔，气势汹汹地骂起来：“你们名义上是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推翻林副主席！我卑视你！我卑视你！”
接着，她疯子似的扑向陈伯达，要撕陈伯达军服的领章、帽徽。逼着陈伯达当场写下认罪书，要他承认他是“罪上加罪”。
张春桥接过话头：“你为什么不找毛主席？你借口秘书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的？”
姚文元也跟着责骂陈伯达，说过去为一件什么事，陈伯达让他坐等了好久。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轮番把他骂了一遍。陈伯达低着头，嘴唇直发抖，说不出话来。
28日下午，陈伯达又悄悄找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分懊丧地对他们说：“毛主席严厉批评我参加了你们的军事俱乐部。从现在起，我们之间不要来往了，我给你们的语录，今后不要用了。‘天才论’不要再讲了，把天才语录也都烧了吧！”陈伯达又说：“我到江青、康生那里都挨了骂。康生说，你把林彪绑在你们的战车上，把吴法宪的话，当作语录用。”
26日、27日，周恩来总理、康生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29日，西南、华北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的错误。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写检讨。
吴法宪去找林彪，一进门就问：“总理要我作检讨，怎么办？”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做什么检讨！”“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文斗斗不过人家。”
8月30日下午，周恩来把吴法宪送的“语录”当即送给毛泽东。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陈伯达搞的“天才”论语录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文中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写道：“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天才问题，有没有天才的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不是天才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天才问题却成了政治问题。毛泽东抓住有关天才的“语录”，当作投向对方的石头，把林彪、陈伯达压了下去。
9月1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体中央委员人手一册。
林彪意识到陈伯达的政治生命就要完了。他决定把陈伯达推出去。
当日下午，林彪把刚从北京来到庐山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召在一起开会。他批评吴法宪：“你没有核实情况，就报告我，引起我生气，就在会上讲了话。”
林彪说的“没有核实情况”这件事，指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九大”报告和党章的原稿时，亲自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的三个副词。
林彪还说：陈伯达不好，要同他划清界限。
林彪话刚落音，陈伯达走进了开小会的会客室。几个人争相发言，批判陈伯达。有些事本来是吴法宪等人主动串连陈伯达的，但会上只说陈伯达的华北组发言影响了我们。这个会，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借机保林彪一伙，而把陈伯达甩出去。
李作鹏说：“林彪这样做，是很高明的一着。”
9月1日晚上，林彪主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
讨论开始，吴法宪发言时，本来计划先检讨自己，但叶群、黄永胜不断给他递条子，要他先揭发陈伯达。这一下，打断了吴法宪的思路。
他对陈伯达和他们之间的串联活动，一字也未涉及。他害怕一触及，就会把林彪一伙人之间的全部阴谋暴露于天下。
纸包不住火
纸包不住火。林彪一伙同江青、张春桥之间，争夺“接班人”的“狗咬狗”的斗争，继续进行着。
林彪一伙导演的夺权丑剧，在庐山进行了两天半，就因暂时失利而退却了。
林彪气恼地对给他读文件的秘书说：“军队的老干部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
叶群装病躺在床上。她原是国民党少将叶琦的小姐，原名叶宜敬。1937年，在国民党电台当过几天播音员，后来，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1938年卷入抗日的洪流，跑到延安革命圣地，在女子大学里学习。1942年，同林彪结婚。“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丈夫成了副统帅，她青云直上，兼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当了政治局委员，成为军队的一位“皇后”。如今，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她准备登上“第一夫人”的皇位时，突然发生地震了，幻想破灭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1）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发迹走向没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从高峰跌入了深渊。
开始了审查
1970年9月7日天刚微亮，林彪、叶群乘车下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尾随其后，到九江机场送行。
送林彪飞北戴河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当即登上另一架飞机回北京。
9月11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灯火辉煌。周恩来神态安详地听着吴法宪的交代和检讨，偶尔插进一些问话。吴法宪谈到他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周恩来问他：“在庐山为什么不揭发呢？”
吴法宪没有想到总理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他，脸色吓得雪白，声音颤抖地说：“这是我有意隐瞒错误。”
周恩来接着追问李作鹏、邱会作。他俩都说：什么也不知道。
周恩来最后问到黄永胜：“你知道吴法宪和陈伯达的谈话吗？”
黄永胜假惺惺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犯错误我有责任，办事组长没有当好。”
12日晚，周恩来、康生继续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你们有宗派主义。黄永胜是一个头，你们几个人，在军委办事组，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想你们之间的活动，会前有什么准备，必须向党中央、毛主席讲清楚。”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按次序轮流表态：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山上山下没有联系，会前会中没有联系。
叶群听说吴法宪正在写检讨，一连多次打电话安慰：“胖子，您不要着急呀！首长（指林彪）沉着得很，每天照样睡大觉，若无其事，你还着什么急呀！”接着又说：“毛主席在庐山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人还要看两年。过两年就交班给林彪。你的靠山大得很，不用你操心！”
惊弓之鸟
1970年10月，国庆节刚过，林彪从毛家湾打电话到中南海，要求看望毛泽东。
从中南海回来，林彪特地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当面指点他说：“我去见了主席，看样子，你要当面去向主席检讨。一方面，你争取主动，把错误的来龙去脉，当面向主席讲清楚，帮助主席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你又不要涉及别人，不涉及黄、李、邱、叶群。你还要搞好团结，尊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林彪特别嘱咐吴法宪：“不要因你一个人犯错误而牵连别人。不注意，一个人垮台，会倒一大片哩！”
吴法宪写了“检讨”。10月14日，毛泽东在“检讨”上批示：“作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他所指的“个别同志”，就是林彪。
10月12日，叶群也写了“检讨”。
10月15日，毛泽东看后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接着又写了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叶群写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1月13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什么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长！
“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所谓“批陈整风”，即结合批判陈伯达，教育全党干部，整顿思想作风，提高思想认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2）
为提高广大干部对“批陈整风”的认识，毛泽东在11月6日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
根据这个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对唯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这个“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为从理论上武装干部，一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里写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最尖锐的一次，是1970年12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