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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年6月16日）、《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的问题在报纸上开展一次辩论，欢迎历史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事实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自治区）报纸普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将有一场恶战”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下，很快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恶战”。
自11月29日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写来的四封信，主要反映对姚文元文章的怀疑、反对的意见。《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写了“引蛇出洞”的编者按。按语说：
“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文汇报》在12月6日这天，和《解放日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他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7）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堵塞言路！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地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学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指示写的，彭真鼓励他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彭真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的文章写出以后，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邓拓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封建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上，刊出全国报刊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通过介绍讨论情况，推动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
“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园林别墅庭院里。这里，三面环湖，黄墙绿瓦，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
1965年12月21日，应毛泽东之约，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五个人，走进一座雅静的客厅。毛泽东同他们谈关于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在这次历时三小时的谈话里，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谈到《海瑞罢官》问题。
毛泽东说：戚本禹写的文章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得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请艾思奇、关锋整理这次谈话时的记录。第二天，田家英看谈话记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田家英当即删去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并且删去毛泽东表扬姚文元、戚本禹的一段谈话。这样就形成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版本。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接见了彭真和康生。毛泽东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康生紧绷着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康生恶狠狠地瞅着彭真说：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彭真十分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当天，彭真给在北京的邓拓打长途电话，要他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1965年12月23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毛泽东认真听着彭真的谈话。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彭真随即跟毛泽东来到上海。1965年12月26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同志汇报工作。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偏把《北京日报》放在最后？
在庆祝毛泽东72岁生日的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说：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洋洋得意。他针对彭真对他的批评，当着毛泽东面说：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竟不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嘛。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挑衅地说：你们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嘛，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以两万字的篇幅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在文章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出于防人之心，在方求文后加了《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触及吴晗“自我批评”的实质，仍然认为把政治与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按语口气缓和：
“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一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展开探讨。”
“诱敌深入”之后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8）
姚文元的文章，给吴晗下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许多人看后，不同意这个观点。
著名学者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
在这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布置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他们在记录上写着：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火大些，敌人不敢出来。”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开辟新战场。”
“总之，要调动敌人的兵力。”
他们怎么去调动“敌人兵力”呢？
首先，张春桥指示《文汇报》开辟专版，开展“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他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个够。”通过连篇的所谓“讨论”，制造假相，引出各种不同意见，“引蛇出洞”，然后“再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开初，一些知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