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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到达河北唐山，解决唐山问题。当天晚上，他听了唐山造反派三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就在唐山地区各县、市的代表团及驻军代表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他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女市长白芸等人的名，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审判员宣读了陈伯达当时在唐山的讲话，问：“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陈伯达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托这件事的责任。”
法庭当即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录音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
陈伯达又说：“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多人呢。2000多人的命呀18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用心，完全没有表示……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笔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当然是大罪了，罪是很大的。”
法庭接着宣读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飞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名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两级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8．4万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的证言，他陈述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
接着，法庭又审问了陈伯达迫害陆定一、制造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这天的后半夜，即10月9日凌晨。天津市的一位煤球工人，来到北京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即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陈伯达接见专案人员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专案人员随即按他们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甚至坐“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1968年12月追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审陈伯达的另一主要罪行，是关于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题。
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出他炮制《横扫》社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账，把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了。”
陈伯达在第三天法庭发言时，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政府为便于照料他的生活，批准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从石家庄来北京，同陈伯达住在一座新楼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时年85岁。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1）
周恩来：“‘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京西宾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的地方。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空军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也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是林彪叛逃以后，空军党委首次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通过两个月“揭、批、查”，基本弄清楚了同反革命联合舰队有关联的人与事。笔者奉命采访会议，这对笔者了解林彪叛逃前后的情况，极为有益。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等参加了会议。
1973年5月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会议总结。当穿着浅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从夜里十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三点。他以超人的精力，智慧的哲理，深刻的分析，高昂清亮的声音，详细阐述着“9·13”事件的经过和教训，并且一再强调，在处理清查有关的人与事时，一定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笔者坐在主席台下的东侧，仔细地纪录了周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说：“空军这次会议是一次搞好内部的会议。林彪抓空军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主席一直注意着各种势态的发展，感觉到林彪的思想不对头。”
接着，周恩来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到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反党阴谋暴露，列举事实说明“主席还是在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周恩来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
这时，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用炯炯目光，从右到左注视着全场，接着，他连续讲到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和叶群、林立果等人的批评，以及批陈整风会期间，“挖墙脚、掺沙子”的紧急措施，并且谈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搞“571”的罪恶活动。周恩来特别提到江腾蛟，说他是“空军的阴谋家，是摇羽毛扇的人物，是个小丑，是个像三国蒋干那样的人物”。
周恩来回忆到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礼时的情况：“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去只呆了五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
“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五分钟。”
周恩来说：“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又回忆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钟，接到吴法宪报告时的情景：“吴法宪打电话问我，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拦截？打不打？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全国人民的‘副统帅’，我怎么下这个命令？”
周恩来右手放在胸前，高高地举起左手，用犀利的目光扫过会场，问在场的空军高级指挥员们：“如果我下命令，你们打不打？除非毛主席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对你们说。当时也说不清楚呵！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责怪下级，叫下级负责不行！教训当然是有的，责备空军党委。空军党委八个常委，有四个是死党……有事情，空军党委比我们早知道，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两个一切’，林立果当作战部部长、空军办公室副主任等都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向总政治部备案。我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叫小老虎……”
谈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空军党委不仅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犯了组织路线错误，违背了党性。党委的职责，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上当。”
周恩来要求新成立的空军党委在清查林彪的人与事时，要实事求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周恩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林彪叛逃只带走两样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清查……”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空军的活动，系统地进行了清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2）
笔者在林彪住的毛家湾还看到一些物证，说明他怎样在“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里，堕落成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罪人！
这要从“老虎出洞”写起。
“老虎”出洞
林彪一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林彪同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小琳在动乱初起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叶群假借林彪名义，写了一封信，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宣布开除小琳的“家”籍。同林彪、叶群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女儿豆豆（林立衡）和儿子老虎（林立果）。
在林彪看来，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对“眼珠子”。当叶群向他建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孩子们自己去“闯闯”“锻炼锻炼”的时候，林彪想了想说：“放到空军，我放心。”
林彪竭力把儿子林立果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林立果1945年生人，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1967年3月参军时22岁。就是这个浓眉大眼，看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了谋杀毛主席的反革命“联合舰队”“司令”了。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入伍不到四个月，就由吴法宪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他入党以前，已经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了。
林立果以秘书为名，参与了军机大事。他不仅可以看到党内、军内的高级机密文件，而且参加“拉条子”，为林彪起草1967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
林立果在林彪的授意下，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由周宇驰、刘沛丰代为起草，经过陈伯达、关锋修改的文章，用通栏大标题，发表在1967年7月22日《解放军报》一版。《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立即转载，进一步为大张旗鼓地夺权吹响进军号。
林彪为了给儿子晋升做安排，1969年2月16日，直接写信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处长刘沛丰，要他们“帮助”：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
吴法宪得到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理解这封信的用意。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应召来到林彪家里。林彪问。吴法宪：“林立果在你们空军不错吧？”
“很好，很受大家拥护。”吴法宪说：“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传达你的意旨、指示，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彪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