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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句华丽的“誓词”，典型地代表了那荒诞的年代，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日子，一些被欺骗得失去理智的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演出的一幕幕悲剧！
“571工程”
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始了批陈整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人猛敲猛打，接二连三地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进行了严厉批评。
黄永胜再也沉不住气了。一连三次打电话到苏州，向林彪、叶群告急。
叶群故作镇静，安慰黄永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要紧张，要稳住神，没有什么可怕的，提起千斤，放下八两。有林总在，就有一切。”
黄永胜胆大起来。他在军委办事组的办公会议上，有恃无恐地说：“我们的错误就那些，在全国检讨也不怕。”
李作鹏拍着胸脯说：“不怕！还有完没有？”
他们口头上说不怕，内心里更加恐慌了。叶群在苏州别墅，催着林彪赶快拿主意。
林彪打断叶群的话说：“临阵不乱，方能为将。”
林立果说：“咱们文的搞不过他们，就搞武的，我们舰队的力量已经很大了！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
林彪同意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他说：“政治斗争最终要靠枪杆子的来解决，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能束手待毙。”
林立果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林彪、叶群商量后，决定派林立果去杭州，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秘密串连，进一步把根据地建设好。林彪当即向林立果面授机宜，要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
林彪说：“现在，你要多和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认识了，熟悉了，他们就能听你的指挥。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971年2月21日，林立果在于新野陪同下，驱车直奔杭州，陈励耘到几十里外的瓶窑迎接，然后送到花家山的别墅住宿。
3月18日下午1时，林立果离开杭州，陈励耘前来送行。林立果对陈励耘交待说：以后有事，可以由于新野常到杭州来联系。
据李伟信交待，林立果当天来到上海，由李伟信负责接待。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情况，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你暂不要回北京了，留在这里主要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交待于新野通知周宇驰，要他赶快来上海，也参加这项工作。他说：“刚才我已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笔者注：叶群的代号）谈了一下，她同意我们的方案，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周宇驰3月20日赶到上海。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开始讨论制订《“571工程”纪要》。当时，负责接待的李伟信坐在门口，一边接电话，一边听他们密谈。
据李伟信交待，在讨论“接班”问题时，周宇驰说：“如果等和平过渡的接班，得五六年，可能时间还会更要短些。”
林立果说：“可能不止五六年，B—52的身体（笔者注：林彪一伙蔑视毛泽东的代称）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就说五六年，这中间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说，首长的地位不一定能保得住。”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5）
周宇驰说：“就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接班，一下还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
林立果摇摇头：“B—52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再说，他可以让你靠边站，名存实亡！”
李伟信供述，林立果在密谈时认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人赶下台，因此，应先下手为强，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着手“提前接班”！
对提前接班，他们提了两种办法：一是把他们所说的“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搞“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主席。
周宇驰气汹汹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可以把毛泽东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毛主席以后嫁祸于人，抓几个替死鬼就掩饰过了，古今中外搞政变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处理，首长可以出来说话。”
林立果经过密谋，认为必要时可以利用他们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如果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这伙反革命分子最后决定，先做两件事：第一，制订武装叛乱计划，林立果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订为代号《“571工程”纪要》，林立果说：“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起草。”第二、组建十支反革命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教导队，一百人左右，要精干、保密。”确定这支反革命武装由“上海小组”来抓。
于新野1971年3月23日至24日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在“9·13”林彪叛逃后，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缴获了。
这几页印着横格的活页纸上，用潦草的笔迹，写着以下的主要内容：《“571工程”纪要》的主要内容共分九个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纪要》主要原文如下：
可能性。9·2后，政局不稳，统治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注：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一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6）
……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动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指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
“三国四方会议”
1971年3月31日深夜，一架军用飞机在上海市郊军用机场降落了。一个身材矮小、伪装重病的人，脸上戴着大口罩，被人扶下飞机，抬上担架，被汽车送进上海岳阳路的一个招待所里。这个人就是被周恩来斥之为“蒋干式”人物的江腾蛟。
江腾蛟是个奸谋多诈的人。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搞“四清”运动时，当时他在上海空军当政委。他经常看望吴法宪，利用送礼勾搭上叶群。“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把儿子、女儿送到上海、杭州，托江腾蛟照顾。
叶群对江腾蛟说：“林彪同志就这两个孩子，像他的眼珠子一样，把他们托给你，有你照顾，我们就放心了。”
江腾蛟含着眼泪说：“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两人在。”
从这时起，江腾蛟就加入林彪的“舰队”了，很快由上海空军政委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接着，林彪、吴法宪又要提拔江腾蛟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后，批示“此人不能重用”。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党中央，把当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委派为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而且还要重用。像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就再没有可用的了。”
江腾蛟说：“首长和副部长救了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3月31日夜九时，来自浙江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同来自北京的江腾蛟都到齐了。
主持会议的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