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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复刊的报告上，写下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批示。《人民文学》终于克服重重阻碍，在1976年元旦复刊了。
接着，在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时，又批准重新演出《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十月底还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死气沉沉的文艺界焕发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有力地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
工业交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为搞好工业交通企业的整顿，8月18日，邓小平在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发表了《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他说：“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他还提出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说：“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这个简称“工业二十条”的文件，强调要整顿领导班子，要加强企业管理。它对整顿企业、纠正工业生产中“左”倾错误，发展生产办，起了重要作用。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刀尖上的战斗（3）
经过初步整顿，1975年夏季工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农业增长4．6％。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等单位都处于瘫痪状态。邓小平指出，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于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一个月。邓小平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胡乔木的协助下，于九月由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对《汇报提纲》做了充分肯定，他还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他说，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他明确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还说，要提高教师地位—。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他对胡耀邦说：“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他强调，外行要关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好后勤工作，解决他们的房子、孩子及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会后，《汇报提纲》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适用。”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听到文件中讲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说，我没有讲过这话。
邓小平当即回答说：马克思曾这样说过。
邓小平冲破“文革”中的禁区，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这个文件由于毛泽东不满意，而没有下发。后来，“四人帮”诬陷《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之一。尽管如此，《汇报提纲》还是在科技界广泛流传起来。许多科学家和职工从《提纲》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提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像夜航的灯塔给人民指明了方向。
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农业生产，中央在9月15日至10月19日先在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了有近四千人参加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说，农业是基础，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会上说：“毛主席讲，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讲，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讲话时，江青不断无礼插话干扰，这不仅引起与会同志的义愤，而且当场受到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斥责。农业学大寨的会场，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面对面交锋的战场。
江青在会上恶意挑拨，大讲与农业无关的事，大谈什么“评水浒”。她阴险地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无理取闹，要大会放她的录音。
华国锋为此事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批评江青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的指示，又一次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抢救重灾区
教育、文化、艺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是同“四人帮”进行争夺的重要阵地。筹备四届人大期间，江青一伙妄图把他们的黑干将迟群捧上教育部长的宝座，经过一番较量，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老干部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针对教育工作存在的左的错误，主持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严正批评了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大力进行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10月底，他在一次讲话中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驳斥江青一伙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诬蔑。他无所畏惧地说：“我这些话是刺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打倒，我也不怕一要横下一条心，做邓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HT5，7SS〗日〖KG1/5〗〖HT5，6SS〗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
毛泽东的批示，推动了对干部的解放和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而这封信正是贺诚的女儿写给邓小平并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7月2日，毛泽东对周扬一案也写了批示：“似可放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根据批示精神，在周恩来和邓小平推动支持下，有300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走出监狱，其中一部分人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昭雪。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刀尖上的战斗（4）
这个时期，随着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整党问题也越来越显得重要。邓小平在1975年9月关于《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党要整顿的问题。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各地方在整党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各地根据邓小平讲的“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对派性严重的单位进行了整顿。例如，有的地方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做了处理，对大批“火箭”干部挂职下放，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1975年10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系统地从理论上说明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批判了左倾错误，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文章论点的矛头都是指向“四人帮”的。
“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下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这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连同《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一伙列为“三株大毒草”，印发了8000万册，发行全国各地供批判。
但是，广大群众看了这“三本小册子”，不但不批判，反而把它看作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大香花”，不仅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而且对敢于坚持党的正确方针的邓小平，更加信任和敬佩了。
这种“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反效应，完全出乎“四人帮”的意料！
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你这一年干得好”
在毛泽东支持和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全面整顿工作虽然只进行了九个月，全国形势却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极大地鼓舞了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民群众。他们从日益转好的形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邓小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了。
周恩来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0月，他在第五次动大手术之前，躺在手推车上，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邓小平听到呼唤，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一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在三次复出之后，曾多次向国内外人士回忆起“全面整顿”的情景。1983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分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整顿实质上就是改革。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1）
在十年“文革”大动荡大混乱的日子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像屹立在风暴中的劲松，排除干扰，迎接着险风恶浪的一个又一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波
作为国家首脑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全部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领导干部倒的倒了，死的死了，被批斗的批斗了。在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的日子里，日夜忘我工作，像参天大树一样支撑动乱局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1967年1月10日，突袭陶铸的第五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群众代表时，隐晦地暗示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靶子，至少！
他们说的“有个靶子”，指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67年2月16日，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被江青一伙人指责为“大闹怀仁堂”的总后台、总代表。
2月17日，张春桥受江青的指使，直接约周恩来到钓鱼台11号楼谈话，逼周恩来交出中央党政大权。
张春桥说：“主席跟江青交代过，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