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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5日，当周恩来得知街头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他对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
周恩来对来看望他的彭雪枫将军的儿子、烈士子弟彭小枫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3）
1967年8月，发生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数千红卫兵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进入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次风波，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关系与声誉。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要揪斗陈毅外长。周恩来虽然多次劝说，造反派都不听话。他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了。当医生扶他离开会场时，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就是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这时，周恩来从门口转过身来怒斥造反派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1979年2月15日下午5时，笔者在国务院办公室访问了谷牧同志。谷牧深情地谈到周总理怎样保护老干部。他说：
“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一开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天就去向毛主席汇报。周总理一向保护老帅，迟迟三天不去汇报，就是想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要闹大了。接着，他又相继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谷牧说：“总理把余秋里、谷牧保到中南海，当了他的幕后秘书，起草文件。总理带余秋里、谷牧参加会议，造反派问，总理说，我带他们来开会，他们要是走资派，能来吗？当余秋里被石油学院揪走时，总理马上对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去，现在就把余秋里接回来！’他们闹了三天不放人，总理发了脾气。一天他在碰头会上借批评李富春给文革小组戚本禹看：‘你为什么不把余秋里同志找回来呀？’戚本禹听了说，我们想办法吧！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才把余秋里要了回来。”
当时流传说，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的，“只剩下三只胳膊了！”（余秋里长征战斗中被截去一只胳膊）。
1967年1月，全国“夺权”期间，各地连续发生党、政、军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抗议江青一伙迫害而付出了生命。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等同志，都相继含恨逝世。
谷牧回忆说，周恩来手拿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伤痕累累的照片时，极度悲愤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由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战友和同志，我们国家才得以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周恩来纠“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始着手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972年5月21日至六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并没有总结“9．13”事件的教训，没有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问题，反而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自己的体会，做了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六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他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时，严于解剖自己，使大家从对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反省，进一步认识“左”倾路线的危害。他在6月23日会上，还对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所谓“伍豪事件”作了透彻的批驳和说明。周恩来的威信更高了。
周恩来主持工作后排除“左”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指示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指出，“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陈云等一批受冲击的高级干部，恢复了名誉，参加了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一些长期下放劳动、身体受到摧残的干部，回到北京得到体检治疗。
为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先后进口化肥、化纤等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先进设备，促进了化肥、化纤的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进行企业整顿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质量检验、技术操作、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以及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
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由于“1970年大膨胀”，国民经济失调，造成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不注意解决这“三个突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要犯错误。
会议《纪要》在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报请中央转发。但是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纪要》中批“空头政治”。他说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因之，否定了《纪要》文件。
尽管文件被否定了，可是反对“空头政治”以及整顿企业的精神，还是广为传开了。
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做出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纠正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
经过整顿，被破坏的生产秩序开始恢复了。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4％。
文教科技事业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国务院科技组提出加强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他还根据杨振宁教授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加强理科基础理论的学习。
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但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干预下却不能发表。后来，虽然在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却遭到《文汇报》的围攻。尽管如此，文教科教事业还是逐步得到恢复，教育部门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整顿。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4）
批林该批什么？
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对批林彪该批什么？开初，报刊主要揭发批判《“571”工程纪要》。接着，又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错误。林彪在这次战役的指挥中虽有错误，但他还是按毛泽东的指示，胜利地进行了辽沈大决战，歼灭敌军47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这段胜利的历史，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可批的呢？
到底批林彪该批什么？许多人不清楚，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在报刊宣传上，批林彪批不下去，冷冷清清。《人民日报》有时提反“左”，有时也提反右，各省报刊宣传也不一致。
周恩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
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在讲话中批评他直接主管的外交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还会抬头。”
这个讲话精神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笔者和编辑部许多同志听了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贯彻执行。
但是没过几天，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人民日报社领导班子时，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却另说一套：“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
据人民日报参加这次接见的王若水回忆：
当时张春桥还表示不赞成批“精神万能论”，理由是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也不同意批“唯意志论”，硬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他认为这些都是“过头”的例子。
张春桥、姚文元给批极“左”思潮泼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九月，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时候，再次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极“左”思潮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还加了一篇《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篇介绍《巴枯宁》的书评。
这块版马上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法新社记者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据王若水回忆，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打给人民日报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很有意见。”
十天以后，《文汇报情况》刊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
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的“新精神”显然出于张、姚的授意。
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周恩来的思想，提出外事工作中“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周恩来30日批准同意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关于批判林彪主要是应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及他为清除“左”的影响在各条战线做出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林彪的，而且也是针对江青一伙的。江青等人清楚知道，按周恩来的意见把批林批下去，批判的烈火不久就会烧到他们自己头上。因此，周恩来的意见刚提出，就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
12月1日，张春桥看到周恩来刚刚签署同意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马上写了批注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