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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表明两种立场、观点的尖锐对立。彭真针对学术讨论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力图使批判《海瑞罢官》不要逐步升级、无限上纲，把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范围内，抵制发表姚文元文章引起的一股左倾热流。
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当晚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在钓鱼台的秀才楼里，关起门来，连夜突击，第二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立即叫打印几份，发给2月3日的参加者人手一份。《提纲》明确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康生拿到《提纲》，看了一遍，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提纲》的会上，康生也没有表示与彭真对立和不同的意见。
对此，1979年7月13日，陆定一同志在证明材料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讨论《二月提纲》时，康生并未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是一致通过的。这是千真万确。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提了一个问题：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彭真回答说，没有联系。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提纲》的观点，正式通过《二月提纲》。这时，康生仍然一言未发。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可否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这个提纲已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1966年2月6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他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学术问题讨论的领导，统一步调和认识，准备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已经中央通过，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毛泽东住在湖北武汉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梅园宾馆。2月8日，彭真带着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宾馆。
待大家在主席会客室坐下以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把提纲的内容汇报一下。
毛泽东说：那你就谈吧！
彭真把准备好的《二月提纲》，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听完汇报，立即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是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彭真说：根据调查，不存在联系的问题。
毛泽东严肃地说：去年12月21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宫，彭德怀也是海瑞。接着，他又说：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连忙奉承说：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主席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不能算。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说到邓拓，彭真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毛泽东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2）
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在毛泽东面前，康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二月提纲》的话。
参加汇报的胡绳同志1979年4月16日写的证明说，参加汇报的一行人，2月11日离开武汉到了上海，2月15日回到北京。在这一段时间内，同行的人都没有听到康生有任何反对这个提纲的表示。康生在“二月提纲”上耍两面派。
彭真当场再次强调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陆定一也插话说：学术问题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到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真根据毛泽东没对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当即委托随他前来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2月11日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并于2月12日晨电传中央。
这个提纲和批语，当晚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正看电影的康生，听秘书念了批语，还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批语，原来署名只是五人小组，前面并没有“文化革命”这四个字。文化革命这个词组，是姚溱加上去的，是姚溱的创举。而“文化革命”这个词组的发明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迫害死了。
1966年2月12日，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讨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彭真说，学术与艺术，有政治问题的，应该按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他说，学术、艺术、文化方面的批评，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要使它萧条。
彭真大声疾呼：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日报》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连续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罢官》、《对〈海瑞罢官〉剧的质疑》等。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意见的讨论，说明《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年1月25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3月28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挨批
1966年3月28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3）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