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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
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
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
存档，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
医生发现，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
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
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
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
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
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
别。戈培尔夫人把６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
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
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
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６组。晚９时，第一组将
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
，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５组之路线相同
，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８时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
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
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
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
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
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
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
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
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
，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
着９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２７年中，对鲍曼的露面
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
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
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
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
假尸。后来，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３个月后发现的
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１
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
，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２）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
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
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
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
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
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
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
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
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
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
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
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
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
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
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
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
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
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
，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
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
，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
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
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
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
弗里茨彻）被判无罪，８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
时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
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
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
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Ｇ·Ｍ·吉尔伯特说，“事
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
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
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
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
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
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
印象下打仗！”
（３）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４名秘书；两名
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
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
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３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
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
，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１２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
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
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
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
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
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
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２０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
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译后记
本来不想写什么“译后记”，但有件事情始终令我耿耿于怀，我想把它如实写出，记在
最后，权作“译后记”。
翻译本书所费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日常工作较忙，家庭杂务多
。另一方面，想找个助手助我一臂之力，也未找到，我只好单枪匹马驰骋在这本浩繁的巨著
里。我把业余时间、节假日几乎全花在它身上了。工作性质决定我要经常出差——我把出差
之余的时间也用上了。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译成于旅途，系我心血之结晶。谈了这番话后，读者自然会理解，
想起下面所记之事，我何以会如此气愤！
本书的前４０万字是“死里逃生”的。事情是这样：某晚窃贼爬入我的卧室，窃走了我
一架价值千元的收录两用机。我一笑了之，妻闻讯后责备了我说：“辛辛苦苦买的录音机被
偷走了，你不去报案，还若无其事，你家存多少钱？”我说：“小偷偷它，说明他需要它！
物质不灭，这台录音机还存在于世界上嘛！只不过是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所改变罢了！”“你
……”妻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发生一周后的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想看看译稿（译审交叉进行，这是我的习惯），
发现号码手提箱不翼而飞！“我的译稿哪里去了？”在厨房赶制早餐的妻随口答道：“不就
在手提箱里吗？”“不见了！”“什么？！”“哎呀呀，小偷给你顺手牵羊了！”
译稿丢了！小偷大概以为那提箱贼沉贼沉的，必定是装满了钞票！
我怒发冲冠，顿足骂道：“窃贼！我……我……我枪毙你！”
“枪毙”之类的话，纯属气愤之发泄。我没有枪，即使有人给我枪叫我毙死囚，我也未
必有胆量去扣动扳机。译稿丢了，这却是事实，一年来的废寝忘食呀！气愤之余，我指天发
誓，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丢失的部分重译出来！我不相信还有小偷再来偷它。
大概是我要“枪毙小偷”的豪言壮语传了出去，整个宿舍区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连小
孩也要问上一句：“胖叔叔，书稿找到了吗？”
大概是在译稿被窃后的第九天，一个红领巾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胖叔叔，那门后边有
一大堆稿纸，是不是你的？”
我扔掉手中的笔，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跑过院子，拐进另一楼区（跑动间不慎一脚
踩在钉子上），进了那扇门，像饿虎扑羊似的，一下子扑在那“一大堆稿纸”上！译稿！我
的译稿！在兴奋之余，我不免想到了那个小偷：他还真有点儿良心！但他也不够朋友，他把
我那只手提箱拿去了。
几年已经过去了，但我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并以此为题作了“译后记”，是不�